吴石牺牲后，接替他在台潜伏的徐会之，是我党隐蔽战线的王牌特工，可他竟主动向国民党当局自首，也因此背负了数十年的叛徒骂名，直到多年后，尘封的真相才让无数人热泪盈眶。 1950年初，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被捕叛变。这家伙一松口，整个台湾的地下情报网瞬间崩塌。包括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中将在内的一大批核心潜伏人员相继暴露，并在马场町刑场英勇就义。 情报网断了，可海峡两岸的军事博弈还在继续。不管是沿海的防御部署，还是台湾当局的兵力调动，都需要有人去盯着。 组织上找到了徐会之，交给他一项九死一生的任务：接替吴石，重塑情报网。 当时的台湾已经成了一个巨大的情报绞肉机，蔡孝乾叛变带来的余震还在肆虐，保密局的特务像疯狗一样四处咬人。任何从大陆过去的新面孔，都会遭到最严密的盘查。 面对这趟几乎注定有去无回的任务，徐会之没有任何犹豫。临走前，妻子刘先知问他什么时候能回来。徐会之看着妻儿，平静地说：“胜利的那一天，就是我们见面的那一天。” 带着这份决绝，徐会之以“中将参军”的旧身份作掩护，孤身跨越海峡，踏上了那座被白色恐怖笼罩的岛屿。 到了台湾之后，徐会之的任务非常明确，其中最核心的战术目标，就是想办法策反台湾省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彭孟缉。 彭孟缉是蒋介石的心腹，手握全岛治安和军事戒严的大权。徐会之利用大家都是湖北老乡、又是黄埔师兄弟的交情，多次上门找彭孟缉密谈。可惜，彭孟缉表面上对这位学长客客气气，背地里却把徐会之的每一句话都记录下来，直接汇报给了高层。 与此同时，保密局的特务顺着蔡孝乾留下的线索逆向追查，也已经死死盯上了徐会之。 两头一堵，徐会之彻底暴露了。 换做普通人，这时候想的肯定是赶紧跑，能上船上船，能偷渡偷渡。但徐会之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惊掉下巴的决定：他主动走进了国民党“国防部次长”袁守谦的办公室，递交了一份《徐会之悔过自新报告》。 咱们仔细盘盘这个战术逻辑。特务机关当时正处于极度敏感和疯狂抓人的状态，如果徐会被动被捕，在不可控的严刑拷打下，谁也无法保证会不会牵连出其他还没暴露的同志，或者暴露新的地下联络线。 但他主动“自首”，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徐会之在这份报告里，态度极其“诚恳”，交代了不少与地下党接触的过往。但他交代的，全是些死胡同里的旧账、已经撤离的人员，毫无继续追查的价值。 这招可谓狠辣至极。他用自己这条大鱼当诱饵，给特务机关制造了一个巨大的战略错觉：连徐会之这种黄埔一期的元老都扛不住跑来自首了，说明台湾的地下党真的已经被连根拔起，再查下去也没什么油水了。 事实证明，特务机关确实因此放松了对其他潜在目标的搜捕。徐会之用自己身上背负的叛徒骂名，给整个情报网争取了至关重要的喘息空间。 保密局拿着徐会之的供词查了半天，一无所获。各种手段轮番上阵，也没能从这位老将嘴里撬出半个有用的核心机密。 最开始，军法局看在他有“自首”情节的份上，打算判个有期徒刑。可卷宗层层上报，最后送到了蒋介石的办公桌上。蒋介石盯着这份公文，对这种能自由出入高层核心的“共谍”深恶痛绝，大笔一挥，在签呈上写下七个红字：“应即枪决可也。” 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 1951年11月18日凌晨，冷风如刀。台北马场町刑场上，50岁的徐会之被五花大绑。这里，正是仅仅一年前吴石将军倒下的地方。 临刑前，这位在国民党内摸爬滚打半生的中将表现得异乎寻常的平静。他向行刑人员提出了两个要求：第一，把他面朝北方安葬，因为那是汉口的方向，是家乡和大陆的方向；第二，让他唱完一首《洪湖水浪打浪》。 伴随着这首故乡的旋律，枪声响彻夜空。徐会之留给世界的，只有一首诀别诗“千古伤心士国恨”，以及一枚留给女儿的、永远指向北方的小小指北针。 徐会之倒下了。因为那份特殊的“自首书”，他在此后漫长的岁月里，一直被贴着叛徒和变节者的标签。 他的妻子带着一双儿女回到大陆，在无数个不眠之夜里，顶着旁人异样的眼光艰难求生。绝大多数人都以为他是在台湾贪生怕死，连历史都仿佛将他彻底遗忘了。 整整34年。 隐蔽战线最残酷的地方就在这里。穿上敌人的军装，意味着要随时准备迎接敌人的子弹，同时还得做好被自己人误解、甚至被历史唾弃的准备。 直到1985年，国家民政部经过极为严密的审查和极其繁琐的档案比对，终于拼凑出了那份“自首书”背后的完整真相。一纸烈士证书，洗刷了三十多年的屈辱。徐会之的真实身份，以及他在最后关头那近乎惨烈的战术牺牲，终于大白于天下。 1996年，在家属和有关部门的奔走下，徐会之的遗骸终于跨越海峡，回到了他日夜思念的大陆。2011年，武汉九峰山革命烈士陵园里，一尊徐会之的铜像巍然耸立，铜像的面部，依然执拗地朝向北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