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年前，蒙古曾想跟美国做稀土生意，结果发现自家没港口，于是想低价租用中国天津港50年，还催中国“一年内建好”，摆明是急着给美国送货，那么蒙古这笔过路费，我们要不要收？ 回顾三年前的事情背景，蒙古这个内陆国由于丰富的矿产资源在国际市场上声名渐起，其中稀土尤为引人关注。稀土元素作为现代科技与制造业的关键材料，在全球供应链中具有无可替代的战略地位，而中国长期以来凭借第一的稀土生产与加工能力，在全球产业链中具有绝对话语权。根据公开分析，中国大约负责全球67%的稀土生产，并掌控了90%以上的深加工能力，这种产业聚集带来的优势是长期累积的结果。 正是因为拥有这样稀缺的资源，蒙古开始试图扩大自己的国际市场份额。2023年，蒙古同包括美国在内的国家开展了一系列关于稀土出口的谈判。媒体曾报道蒙古与美国就稀土开发与出口问题进行了对话，甚至有订单意向，这表明蒙古确实希望通过稀土资源赢得国际市场。 算盘打响之后，一个现实难题摆在蒙古面前：没有出海口。蒙古地理上四面被中国和俄罗斯包围，没有通往海洋的直接通道，这就意味着货物在出口前必须跨越邻国境内铁路或公路，再依托周边国家的港口进行海运。对于一个想要打通全球市场尤其是远隔重洋的美国市场的国家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限制。 蒙古政府早在2009年就与中国方面就天津港周边设立物流联营项目进行了合作框架协议的商讨，拟在天津港东疆自由贸易区内建设物流中心，用于存放并运输蒙古出口的货物，包括矿产品和其他贸易物资。 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个合作项目多年未能推进，直到2023年蒙古政治与商业代表再次访华，希望重启该项目的合作，并提出了比较激进的条件：希望能够低价甚至免费租用约10公顷土地，租期达到50年，并希望中国方面能够迅速完善天津港的物流配套设施。这种“急着用港口、又希望成本低廉”的表达方式在外交场合显得有些不寻常。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天津港合作”提议在蒙古国内媒体有时被以夸大的方式传播，甚至出现了误解为拥有港口权的报道。事实上，蒙古方面提出的只是租用天津港相关土地用于物流中心建设，而非拥有港口主权或管理权。 从中国的视角来看，这种提议需要慎重对待。一方面，中蒙两国长期保持着稳定的邻国关系，并在边境贸易、铁路通关以及物流合作等方面进行了多年协商与努力。中国政府官方文件显示，2024年国务院批准了中蒙在二连浩特－扎门乌德经济合作区的建设，旨在推动边境贸易便利化、物流通道建设和跨境合作。 这类合作表明中蒙双方愿意在互利互惠的基础上推动区域联通，而不是单方面让利。 另一方面，港口作为国家对外贸易的枢纽，其经营和管理涉及复杂的海关、检疫、税收、物流和安全监管等一系列制度安排，不可能单靠“租地”就能解决。因此，中国在对外合作中往往坚持市场化、规范化和互惠原则，既有助于保障国家核心利益，也能确保合作可持续与公平开放。也就是说，如果蒙古真实需要依托中国港口进行物流联运，双方可以在现有法律和市场规则框架内进行探讨与安排，但不可能绕开程序或者以优惠条件作为首要要求。 再回到日本与美国的视角。美国作为蒙古稀土出口的潜在大型买家，之所以对蒙古资源感兴趣，很大程度上源于其在全球供应链布局上的战略考量，即减少对单一国家资源供应的依赖。这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蒙古寻求多元化出口通道的动力。 但这一动机并不意味着中国方面必须配合其不合理的条件，反而应更加坚持在规则与共享利益的基础上进行合作。 中国近年来在关键矿产资源管理上也采取了更严格的出口政策，一方面通过规范行业发展和深化国内加工能力建设，增强技术附加值；另一方面确保关键资源和技术不被轻易外泄，这也是符合国家整体战略利益的行为。相关报道显示，中国在全球稀土供应链中持续保持主导地位，同时在政策上进行适度调整以应对国际竞争与合作。 此外，中国在扩展自由贸易试验区布局方面也做出了新的政策推进，例如2026年批准并成立了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这将进一步加强边境地区与周边国家的贸易与物流联通，为包括蒙古在内的贸易伙伴提供更具制度优势的合作条件。 面对蒙古提出的“港口请求”，中国可以基于对蒙古长期友好的战略合作关系给予合理回应，但不可能以牺牲市场机制、不顾自身利益的方式满足对方愿望。合作应建立在互利共赢、尊重法律框架、尊重商业原则的基础上，而不是简单的“低价租用与急速建成”。 如果合作能够按规范推进，既能帮助蒙古优化出口渠道，也能为中国的物流与产业链发展带来新的增长点；如果不能达成契合双方利益的条件，那么保留选择权、稳妥推进合作才是更负责任的态度。 这笔所谓的“过路费”并非简单的付费或收费问题，而是一次关系到国际贸易规则、邻里互信和全球供应链布局的战略对话。合作不是围墙，而是桥梁，只有在尊重规则和互惠互利的基础上建成的桥梁，才真正值得双方长期走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