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垮台后，德龄公主接受了一家西方报纸的采访。这个当过慈禧御前女官的满洲贵族，说起自己的母族，话讲得很不客气。 记者问她满人大臣和高官为什么如此无能，她的回答冷峻而精准：“现在的这些满人根本就不想去知道什么事情。他们非常自负，你无法和他们交谈。”紧接着她又补了一句更刻薄的话：“大约八十年前满人就退化了。在八十年前，他们都很有才华，审判公平。” 八十年前，往前倒推是嘉庆、道光年间。那时候中央六部的满人堂官还撑得住场面，各地的八旗驻防还能凑出战马。但就是从那个时候起，一代人接一代人，整个统治阶层的细胞开始逐层坏死。 而这种坏死，并非突如其来的。满人入关后坐享铁杆庄稼，朝廷按编制发钱发粮、圈拨旗地让他们收租，禁止旗人从事农商。几代人之后，这套制度喂出了一批不会种地、不会经商、只会在鸟笼子和茶碗之间打发时间的闲散人口。 德龄说那些皇族里的青年子弟只想着怎么取乐，摄政王载沣小时候不想读书，母亲还帮着他逃学。她当面跟载沣谈过几次话，评价极低：“他是一个意志薄弱的人，根本没有个性。”底层旗人提笼架鸟，上层亲贵忙于麻将与寿宴，整个统治阶层完全成了只懂吃喝玩乐的庸碌之辈。 德龄并非对母族刻薄，而是她见过的世界比那些人宽广得多。她自己跟着父亲在法国待了四年，耳濡目染欧洲礼仪和西方外交那一套，回国后当了慈禧的贴身女官，日常负责翻译和陪同接见外国公使夫人。 她站在慈禧背后，看完了那些大太监和王公大臣一边在主子面前磕头如捣蒜，一边把官位按价码卖出去的全部流程。正因为她同时站在紫禁城和欧洲两个坐标系里，才把满人的问题看得比谁都通透。 与此同时，中原的汉人精英在干什么？曾国藩、左宗棠在内战里杀出一条血路，用洋枪洋炮证明谁才是这个国家还能拿得出手的力量。洋务派好歹还在造船、办学堂，保守派的大臣们却一口咬定“立国之道，尚礼仪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把学习西方技术视为败坏气节。当联军已经打到北京城下，满洲贵族们探讨的不是如何应战，而是争论要不要跟夷人玩火器和算术，实在是讽刺。 所以，站在德龄的角度，她所说的“自负”并不仅仅是某个个体的骄傲，而是一种弥漫于整个统治群体的集体幻觉，是两百多年特权逐步发酵后酿成的系统性的愚钝。在她眼里，小皇帝的成长路径，几乎就是整个帝国的浓缩隐喻：“他被太监围绕，没有人教他去爱自己的国家。” 看清了这一点，清朝覆灭的剧本其实不难理解。德龄说慈禧“很恨改革”，只要她活着就不会变。可就算慈禧死了，换上来的载沣比她还保守——“我们的祖先从没有那样做过，我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要那样做。” 一个读不进书、不愿学新事物的小皇帝，一个比他更守旧的摄政王，加上一个几千年来完全不懂如何训练治国精英的宫廷培养体系。德龄一针见血地点明：只要权力依然完全掌握在这样一群人手里，改革永远只是个泡影。 德龄的话说得很客观，也足够锐利。那个时代的悲剧也正如她所点出的：一个失去学习能力的群体，注定不敢多看一眼窗外正在逼近的潮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