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帝曹髦被杀后，司马昭问大臣陈泰如何善后。陈泰说杀一个人就可以，司马昭听后却不愿

魏帝曹髦被杀后，司马昭问大臣陈泰如何善后。陈泰说杀一个人就可以，司马昭听后却不愿意了。 说到曹髦，很多人都会觉得他是个悲情天子，但其实，他是一位有骨气、有抱负的少年。 公元241年，曹髦出生，作为魏文帝曹丕的孙子，他自幼聪慧过人，胸怀大志，不甘心做他人手中的傀儡。 公元254年，司马师废黜了懦弱的曹芳，立13岁的曹髦为帝，看似给了他皇帝的尊荣，实则是为了更好地掌控曹魏政权，曹髦从此沦为了司马家族的政治工具。 尽管身处傀儡之位，曹髦却从未放弃反抗。 即位初期，他试图通过减免赋税、抚恤阵亡将士、主持太学论辩等方式，积累政治资本，彰显皇权的威严。 他还曾写下《潜龙诗》，将自己比作被困在井中的龙，暗喻自己被司马昭压制的困境，表达了想要重振曹魏的决心。 但此时的司马昭，早已手握军政大权，曹髦的这些努力，不过是杯水车薪，根本无法撼动司马家族的统治。 随着时间的推移，司马昭的野心越来越明显，他一步步蚕食曹魏皇权，朝中大小事务，几乎都由他说了算。 甘露五年（公元260年），曹髦被迫再次册封司马昭为晋公、加九锡，这是权臣篡权的关键一步，曹髦深知，自己迟早会被司马昭废黜，与其坐以待毙，不如以死明志，奋力反抗。 公元260年6月2日深夜，曹髦召集了侍中王沈、尚书王经、散骑常侍王业三人，当着他们的面，说出了“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呐喊，决心亲自率领手下讨伐司马昭。 王经极力劝阻，认为曹髦手中没有兵权，只有几百名宫廷侍卫和奴仆，根本不是司马昭的对手，此举无疑是自寻死路，但曹髦心意已决，他拿出黄绢诏书扔在地上，坚定地说：“我已经决定了，就算死，也不能忍受被废黜的耻辱！” 让人没想到的是，王沈、王业两人竟然背叛了曹髦，他们趁着曹髦准备出兵的间隙，偷偷跑到司马昭府中告密，让司马昭提前做好了准备。 当曹髦率领几百名手下，手持兵器，鼓噪着冲出皇宫，抵达南阙时，司马昭的心腹中护军贾充，早已率领大军在此等候，双方瞬间展开对峙。 曹髦毫不畏惧，亲自拔剑冲锋，口中大喊着“讨伐逆贼”，贾充的部下见状，都不敢轻易上前。 毕竟，曹髦是当朝天子，弑君乃是大逆不道之事。贾充见状，急了，他对着手下成济大喝：“司马公养你们这些人，就是为了今天，今日之事，无需多问！” 成济听后，立即拔出长戈，冲上前去，一剑刺穿了曹髦的胸膛，这位少年天子当场倒在了辇车之下。 曹髦被杀的消息很快传遍了洛阳城，朝野上下一片哗然，百姓们听说后，无不悲痛落泪，士人们更是纷纷指责司马昭弑君篡位，司马昭陷入了巨大的舆论危机。 司马昭表面上捶胸顿足，痛哭流涕地说“天下人该怎么议论我啊”，实则内心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迫切需要找到一个妥善的善后之策，平息众怒，保住自己的权力。 这时，司马昭想到了尚书左仆射陈泰。 陈泰出身名门望族，为人正直，品行高洁，在朝野中威望极高，而且与司马家族素有交情，由他提出善后之策，既能服众，也能帮自己摆脱困境。 起初，陈泰不愿入宫，他对曹髦的死深感悲痛，也对司马昭的行为极为不齿，直到家族子弟反复劝说，他才流着泪，勉强走进了皇宫。 司马昭见到陈泰，连忙迎了上去，急切地问道：“玄伯，如今曹髦被杀，朝野上下议论纷纷，人心惶惶，你说说，我该如何善后，才能平息天下人的非议？” 陈泰擦干脸上的泪水，说道：“想要平息舆论，其实很简单，只需诛杀一个人，那就是贾充。只有将贾充处死，以谢天下，才能稍稍挽回民心，平息这场风波。” 在陈泰看来，贾充是弑君事件的罪魁祸首，正是他授意成济动手，杀了曹髦，只有严惩贾充，才能给天下人一个交代，也才能彰显朝廷的公平正义。 可司马昭听了这话，脸色沉了下来，沉默了许久，才缓缓说道：“能不能换一个人？找一个地位比贾充低的人来承担罪责，有没有别的办法？” 司马昭心里打得算盘很清楚，贾充是他的亲信，多年来为他鞍前马后，帮他处理了很多棘手的事情，是他篡权路上的得力助手，杀贾充就等于自断臂膀，动摇自己的权力根基，他根本舍不得。 陈泰见状，摇头说：“我只知道，只有杀贾充才能谢罪天下，没有比这更轻的办法了。” 两人话不投机，最终不欢而散。 司马昭最终没有采纳陈泰的建议，而是选择了“弃车保帅”，将动手弑君的成济兄弟当作替罪羊，以“大逆不道”的罪名，诛灭了成济全族。而成济兄弟不服气，光着身子跑到屋顶，大声大骂司马昭忘恩负义，最终被人从下方射杀。 与此同时，司马昭还污蔑曹髦“弑母不孝”，将其废为庶人，后来又迫于舆论压力，不得不以王礼将曹髦安葬。而正直的陈泰，因不愿同流合污，又无力改变局面，心中郁郁寡欢，不久后便病逝了。 司马昭则借着这场善后，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权力，为儿子司马炎代魏立晋铺平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