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4月30日晚上，上海锦江饭店职工翁贵祥在家中等回了妻子汪玲萍，他嫌妻子回家太晚，两人发生了争吵。 那天是五一劳动节前夜，淮海路两边的梧桐刚抽出新叶，锦江饭店后门的路灯却坏了半盏。翁贵祥蹲在灶披间门口，脚边是凉透的泡饭和半碟咸菜。他今早五点就去饭店卸货，扛了三百斤冻猪肉，腰现在还酸着。本来想着汪玲萍能早点回来，两人把攒了半个月的粮票去换点鸡蛋——厂里这两天传言要发副食品补贴，晚了怕抢不到。 汪玲萍踩着缝纫机回家的路上，其实绕了半个上海。她在国棉十七厂的细纱车间当挡车工，当天赶一批出口订单，组长说谁完不成定额谁扣奖金。她的手指被纱线勒出红印子，下班时又帮隔壁工位的徒弟顶了半小时班，就为多挣那两块钱加班费。走到弄堂口才想起，今天该去娘家接婆婆来吃饭，结果婆婆临时头晕没过来，她又折回厂里取忘带的饭盒，这一耽误就到了七点半。 翁贵祥听见脚步声时，手里的搪瓷杯捏得咯吱响。他不是不讲理的人，去年汪玲萍生肝炎住院，他白天上班晚上陪护，三个月没睡过整觉。可今天不一样，早上出门前他妈特意叮嘱，说对门张家媳妇怀了二胎，家里要添张婴儿床，让小两口也上点心。他心里憋着股火，觉得汪玲萍不懂事——她那个徒弟明明能自己完成，非要逞能。 “你心里还有这个家吗？”翁贵祥把杯子往桌上一顿，泡饭溅出来几滴。汪玲萍没吭声，低头解围裙，围裙口袋里掉出半块水果糖——是车间里小姐妹给的，她本来想留给孩子。孩子去年刚上幼儿园，学费还是找邻居借的。她弯腰捡糖的时候，看见翁贵祥裤脚沾着的猪油渍，那是早上卸货时溅的，他连件干净裤子都没有。 吵架的声音惊动了楼上王阿姨。王阿姨端着饭碗下来劝，说小翁啊，玲萍也不容易，你们厂这个月工资涨了吗？翁贵祥闷着头不说话。他上个月去饭店库房领劳保用品，听见经理说要裁人，像他这样没文凭的合同工，说不定哪天就卷铺盖走人。他怕啊，怕自己丢了工作，怕汪玲萍跟着受苦，怕孩子以后连个像样的小学都上不了。这些话他从来没跟汪玲萍说过，只敢在半夜抽烟的时候想想。 汪玲萍洗完碗，把那半块糖塞进翁贵祥手里。她说，明天休息，我们去南京东路逛逛吧，听说新开了家百货店，有那种带拉链的布包。翁贵祥捏着糖，糖纸沙沙响。他想起结婚那年，两人凑钱买了辆永久牌自行车，汪玲萍坐在后座，他骑得飞快，风里都是栀子花的味道。那时候他们觉得，日子总会好起来的。 后来有人问起这段往事，汪玲萍总说，哪有什么深仇大恨，不过是穷怕了。1980年的上海，弄堂里的每一场争吵，都藏着柴米油盐的算计和不敢说出口的软肋。那些没说出口的担忧，比吵架的话更让人难受。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懂，为什么为了半块糖就能和好，可那时候的一颗糖，抵得过千言万语。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