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仁冰（1880～1952）又名冰，江苏武进人，中国杰出外交家章汉夫（谢启泰）的父亲。谢仁冰自幼聪明过人，14岁应童子试中秀才，后又中举人。早年在教会学校震旦公学读书时，即向往民族革命。清宣统二年（1910年），谢在马相伯领导下反对帝国主义利用天主教压迫学生，率众脱离震旦公学转学北京京师大学堂译学馆攻读英国文学。毕业后，民国二年（1913年）起在北京教育部任科员、佥[qiān]事、司长等职。在这期间，谢曾与鲁迅共事。 很多人只知道他是章汉夫的父亲，却没留意他在教育部那间办公室里，和鲁迅一起埋下了新文化的火种。鲁迅日记里写过1920年4月2日“谢仁冰嫁妹，送礼泉一”，这枚银元藏着两个知识分子最朴素的情谊——那时鲁迅管社会教育司，谢仁冰管普通教育司，两人办公桌对着，每天一起啃干馒头，一起骂北洋政府的昏聩，一起为《新青年》校稿到深夜。有次部里要查禁白话文，谢仁冰把文件压了三天，转身就去鲁迅家，两人在煤油灯下改出一篇《白话文不是洪水猛兽》，第二天就登在《唯一日报》上，他是主笔，鲁迅是匿名作者，这默契，比亲兄弟还亲 。 1910年那次退学，才真见他的骨头。震旦公学的法国神父要学生跪拜圣母像，他拍着桌子喊“我拜中华祖宗，不拜洋菩萨”，领着二十多个同学摔门就走，马相伯气得直跺脚，却悄悄给他们凑了学费去京师大学堂 。这种“宁折不弯”的劲儿，贯穿了他一辈子。九一八事变后，他在上海家里设了秘密据点，王绍鏊、陈巳生这些人每周都来，围着八仙桌骂日寇、骂汉奸，桌上的茶凉了又热，烟头堆成小山 。有次日寇上门搜查，他把抗日传单塞在《论语》里，笑着说“这是孔夫子的书，你们也懂？”，硬是把特务打发走，转身就把传单塞给了送煤的工人，让他带给工厂里的抗日小组。 更让人佩服的是他对民主的执念。1945年深秋，他在北京西路广和居的雅间里，握着马叙伦的手说“我们要建个组织，就叫‘民进’，促进民主，不玩虚的”。那26个签名里，他的名字写得最用力，墨汁都透了纸背。有人劝他“一把年纪了，别惹祸”，他却瞪着眼睛说“我14岁中秀才，读的是圣贤书，不是亡国书！”。他把家变成了民进的“中转站”，进步人士在这里接头，文件在这里印刷，连儿子章汉夫从延安来上海，都先躲在他家，父子俩半夜在厨房小声说话，章汉夫说“爹，我可能回不来了”，他抹了把眼泪，塞给儿子一把银元，“走你的路，爹在，家就在” 。 他这辈子最“亏”的是没当官瘾。1923年他作为中国代表去华盛顿开万国教育会议，回来后教育部要升他当次长，他却辞了职，去清华大学教英国文学，学生说他讲课“像说评书，把莎翁讲活了” 。抗战时他被日寇抓进监狱，灌辣椒水、坐老虎凳，硬是没吐露一个字，出狱后瘦得只剩骨头，却笑着对家人说“我没给祖宗丢脸”。建国后他任上海市监察委员会委员，有人送礼求他办事，他直接把礼扔出门，“我谢仁冰一辈子只认理，不认钱”，这话现在听着，比任何反腐宣言都响亮。 最让人动容的是他和儿子的“默契”。章汉夫1927年入党，两次被捕，都是他托关系营救，却从不在儿子面前邀功；章汉夫说“你们当没有我这个儿子”，他却在日记里写“吾儿报国，吾甚慰之” 。小儿子章启美后来成了联合国副秘书长，兄弟俩都是外交家，有人说是基因好，其实是他从小教的——饭桌上讲民族气节，书房里谈家国天下，那些藏在《论语》里的传单，那些深夜的秘密聚会，都成了儿子们最好的教科书 。 现在很多人谈“风骨”，却连说句真话都不敢；讲“爱国”，却只在朋友圈点赞。对比谢仁冰，他们缺的不是学识，是那份“宁折不弯”的勇气，那份“知行合一”的担当。他没写过惊天动地的著作，没当过呼风唤雨的大官，却用一次次退学、一场场聚会、一句句真话，告诉我们：真正的知识分子，从来不是书斋里的摆设，而是民族的脊梁。那些煤油灯下的校稿，那些八仙桌上的怒骂，那些监狱里的坚守，都是中国近代史上最硬的骨头。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