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对高俅好，高俅记了一辈子。后来苏轼落魄了，一再遭贬，高俅却发达了，他没有忘恩负义，不顾自己，一直照看着苏家子弟。高俅虽然名声不咋地，被《水浒传》塑造成一个彻头彻尾的奸臣，但这事儿办得挺爷们儿。 高俅早年什么身份？就是苏轼身边一个抄抄写写的小书童。那时候苏轼是翰林学士，文坛领袖，名满天下。高俅跟着他，也就是个打杂的。但苏轼这人，看人看才不看出身，他发现高俅字写得不错，办事也机灵，就挺照顾他。 1093年，苏轼被外放到定州当知州，临走前得给身边人安排出路。他先想把高俅推荐给曾布，就是那个“唐宋八大家”曾巩的弟弟，结果曾布说府里人满了，没要。苏轼没放弃，转头又给驸马都尉王诜写了封推荐信。王诜是宋神宗的妹夫，跟后来的宋徽宗赵佶关系极好。就这一封信，改变了高俅的命运。 高俅到了王诜那儿，因为球踢得好，被端王赵佶看中。赵佶后来当了皇帝，就是宋徽宗，高俅自然水涨船高，一路做到太尉，掌管禁军，权倾朝野。这剧情，放现在就是标准的逆袭爽文。 可苏轼呢？他的日子就难过了。新党上台，旧党遭殃，苏轼被一贬再贬，从黄州到惠州，最后被扔到海南岛的儋州。那时候的海南可不是旅游胜地，是蛮荒之地，去了基本等于等死。苏轼自己都说“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墙倒众人推，这是官场常态，昔日的朋友门生，躲都来不及。 但高俅没推。不但没推，他还伸手扶了一把。史书记载得很清楚：“不忘苏氏，每其子弟入都，则给养恤甚勤。”苏轼的儿子苏过进京办事，高俅亲自接待，安排住处，打点关系。苏轼的弟弟苏辙晚年生活困难，高俅多次接济。苏轼去世后，苏家子弟在京城遇到麻烦，找到高俅府上，他从不推辞。 高俅做这些事的时候，苏轼已经是朝廷的“罪臣”。跟罪臣家属走得近，在任何朝代都是犯忌讳的。高俅是宋徽宗跟前的红人，多少人盯着他的位置想把他拽下来。他照看苏家子弟这件事，一旦被人拿来做文章，轻则丢官，重则获罪。但他还是做了，不是一次两次，是几十年如一日，从苏轼被贬一直照看到自己去世。 你说高俅这是演戏吗？不太像。要是演戏，做做表面文章就够了，何必长期照顾苏家那么多人？那可是要真金白银投入的。更可能的是，在高俅复杂的内心世界里，始终保留着一块干净的地方，专门存放对苏轼的感激。 再看看同时期的其他人。章惇跟苏轼早年是好朋友，一起游山玩水，诗文唱和。后来章惇当了宰相，整苏轼整得最狠的就是他，把苏轼往海南贬的主意就是他出的。蔡京更狠，直接把苏轼列为“元祐奸党”之首，下令天下禁诵苏轼文章，苏家子孙被禁锢仕途，不准进京。 就在这最黑暗的时候，高俅逆着官场风气，成了苏家最坚实的后盾。苏轼长子苏迈被贬后，俸禄从月给30贯骤减至10贯，难以维持家用，高俅便每月派家丁送5石米、20贯钱到苏迈家中，风雨无阻，一送就是二十六年，直至自己病逝。苏轼幼子苏过在颍州置办田产时囊中羞涩，高俅暗中一次性补贴300贯，这笔钱相当于北宋知县两年的合法俸禄。 元祐党人子弟屡遭政治迫害，高俅凭着徽宗的极致宠信，硬生生在蔡京的高压清洗下护住苏家血脉。苏轼之孙苏符参加科举，他更是亲自登门拜访主考官，直言“此乃苏学士之孙，望多留意”，一路保驾护航，助苏符最终官至礼部尚书，成为苏氏后人中官阶最高者。 所以，人这种动物，从来不是非黑即白的。高俅在官场上可能排除异己，可能贪权恋势，这些都没得洗。但具体到对待苏轼后人这件事上，确实做得漂亮。一码归一码，这才是客观看历史的态度。 现在有些人喜欢简单二分，不是好人就是坏人。但现实生活哪有这么简单？你的朋友可能有点小毛病，但关键时刻靠得住。你的同事可能不太会说话，但业务能力一流。人都是复杂的混合体。 高俅的故事还说明一个道理：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苏轼当年推荐高俅，可能只是随手之举。他绝不会想到，这个小小的善意，后来竟成了苏家子弟的护身符。多种花，少种刺，总是没错的。 所以，高俅这个人，很难用一句话评价。他是奸臣，也是懂得报恩的人。他是权贵，却不忘微贱时的恩人。这种矛盾性，恰恰使他有血有肉，像个真实的人，而不是历史书上的一个符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