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钱大钧在火车上撞见了从监狱逃出来的陈赓。可他却下令，不准捉陈赓。部下对此非常不解。钱大钧说出了三个原因，部下听后心服口服，一个劲夸赞：长官不愧是能当大官的！ 钱大钧出身保定陆军学校，后来到黄埔军校当教官，而陈赓是黄埔一期的尖子生，还是大名鼎鼎的“黄埔三杰”之一，课堂上是师生，战场上曾是战友，这份黄埔情谊在民国军政圈里，向来是一层特殊的“保护伞”。 更关键的是，陈赓对蒋介石有救命之恩，1925年东征陈炯明时，蒋介石被困险境，是陈赓背着他冲出重围，保住了性命，这份恩情不仅蒋介石记着，整个黄埔系将领也人尽皆知。 1933年国共对抗白热化，国民党正大肆抓捕我党人员，陈赓此前因叛徒出卖被捕，好不容易越狱，化名伪装后登上北行列车，打算赶往江西苏区，他刻意压低帽檐、竖起衣领，想混在普通乘客里蒙混过关，可一上车就被钱大钧盯上了。 钱大钧时任蒋介石侍卫长，此次奉命前往江西执行“剿共”任务，眼神毒辣，一眼就认出了陈赓。 列车开动后，钱大钧的副官直接找到陈赓，一句“陈先生，长官有请”，让陈赓知道躲不过了，硬着头皮走进钱大钧的专属车厢，两人没有剑拔弩张，反而聊起了黄埔往事。 钱大钧开门见山：“你一上车我就看见了”，陈赓则故作轻松，说自己失业了正四处找活干，钱大钧心知肚明他的真实身份，却没有点破也没有下令抓捕。 途中列车几次停靠，陈赓两次借口下车，又都悄悄溜回车上，想趁机脱身，都被钱大钧的副官找了回来，最后一次交谈后，钱大钧不仅放他走，还拿出三百大洋塞给他，只说：“路远，带着当路费”，直到陈赓彻底离开，副官才忍不住问：“长官，他是我们要抓的共产党，为啥不扣下？” 面对副官的疑问，钱大钧的一番话，道尽了深层考量，也彰显了他的“老谋深算”， 首先不敢抓，蒋介石的态度是最大顾虑，陈赓是蒋介石的救命恩人，蒋介石虽与陈赓立场对立，但一直对他心存感激，从未下过“必杀令”。 钱大钧心里清楚，要是自己擅自抓了陈赓，万一蒋介石不高兴，轻则丢官，重则惹来杀身之祸，正如他所说：“我敢动他一根毫毛吗？”抓陈赓就是碰烫手山芋，得不偿失。 黄埔系的人脉网动不得，陈赓是黄埔一期学员，同学遍布国民党军政要职，胡宗南、黄维、徐向前等人都是他的同窗，钱大钧自己也是黄埔教官，深知黄埔系内部讲究“情义”，要是他抓了陈赓，等于得罪整个黄埔校友圈，日后在国民党内部寸步难行，为了一个陈赓，动摇自己在黄埔系的根基，这笔账钱大钧算得很清楚。 留有余地是官场生存智慧，1933年的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暗流涌动，“剿共”只是表面，各方势力都在互相制衡，钱大钧明白时局多变，今日的敌人未必是明日的对手，放走陈赓既是卖个人情，也是为自己留条后路，避免日后局势反转，自己落得个“赶尽杀绝”的骂名。 这场火车上的相遇，是特殊时代下人性与权谋的缩影，钱大钧放走陈赓，既有师生旧情的温情，更有官场权衡的冷静；而陈赓能顺利脱险，靠的不仅是机智，更是他独特的身份背景和人脉根基。 后来陈赓顺利抵达江西苏区，历经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成为新中国开国大将；而钱大钧则在国民党败退时前往台湾，淡出政坛，多年后当钱大钧在台湾看到陈赓病逝的消息，独坐书房良久，望着墙上的黄埔合影，往事涌上心头。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