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封建王朝的体制下，老百姓想要把日子过好是不大可能的，因为政府机构太庞大了，要供养的人太多，还有权贵要侵吞剥削。 咱就拿离得近的明朝来说，朱元璋当年从放牛娃一路做到皇帝，按理说该知道老百姓的苦，开国的时候也确实想过轻徭薄赋，可架不住子孙后代能造啊。 就说这政府机构，洪武年间全国官员也就两万来人，到了明末直接涨到了十几万，还不算那些没编制的胥吏和衙役。 这些人都得吃饭拿俸禄，钱从哪儿来？还不是从老百姓口袋里掏。 更有意思的是，明朝有个《优免条例》，官员举人都能免税免役，一品大员能免8000亩田的税，进士免500亩，就连个秀才都能免2亩田2个人的徭役。 当官的越多，不缴税的土地就越多，最后所有负担还不都压在那些没权没势的小老百姓身上。 嘉靖年间有个首辅叫徐阶，听起来是个大忠臣，可家里的田产吓人得很，光免税的就有4万亩，占了整个松江府登记土地的6%，而他实际纳税的田连自己拥有土地的三成都不到。 这还不算啥，朱元璋的子孙们才是真能霍霍，明朝开国的时候亲王也就几十个，到了明末繁衍成了几十万之众。 这些王爷们不用干活，朝廷给俸禄，还能圈占土地当封地。 就说万历皇帝的儿子福王朱常洵，名下就有两万顷封地，差不多200万亩，这些土地上的农民，收的粮食大部分都得给王府交租，自己只能喝点稀粥度日，赶上灾年那就是等死的份。 土地兼并到啥程度呢？洪武二十六年的时候全国还有850万顷土地，到了弘治十五年就只剩420万顷了，一百年间少了一半。 不是土地长腿跑了，而是都被那些王爷、官员、士绅给占了，他们占了地还不用交税，朝廷收不上税就只能往剩下的老百姓身上加。 到了明末，朝廷为了打辽东的仗，还有镇压农民起义，干脆加征辽饷、剿饷、练饷，这三饷加起来比正税还多。 就说辽饷，每亩加银9厘，一年就能征520万两，比万历中期的田赋还多130%。 老百姓本来就只能勉强糊口，这么一折腾，直接就没活路了。 除了赋税，还有徭役这个大包袱。 明朝规定，成年男子每年都要服一个月的无偿劳役，比如修城墙、挖运河、运粮草啥的，要是不想去就得交代役钱，这钱还不少，够普通人家几个月的口粮了。 更坑人的是，地方官还会巧立名目，把徭役摊派给老百姓，今天让你去修县衙，明天让你去给官员搬家，后天又让你去护送官粮，一年到头就没几天能在家种地的。 有时候赶上朝廷要修宫殿、建皇陵，那徭役更是没完没了，成千上万的老百姓被拉去干活，累死饿死的不计其数。 你以为这就完了？还有那些地方官和胥吏的盘剥呢。 朝廷规定的赋税是一回事，到了地方上就变了样。 收税的时候，他们会用“火耗”“鼠耗”这些借口多收粮食，明明该交一石，最后可能得交一石二甚至一石三。 要是你敢反抗，轻则被打板子，重则直接抓进大牢。 有史料记载，清朝初年虽然嘴上说废除了明末的三饷，可实际上换个名字接着收，还把辽饷纳入了正税，后来又额外加征一份，相当于收了双份辽饷。 地方政府更是变着法子捞钱，各种杂税、陋规应运而生，老百姓交完正税，还得交数倍于正税的额外负担。 就拿明朝末年的陕西来说，本来就是个穷地方，赶上连年大旱，庄稼颗粒无收，老百姓只能吃树皮啃草根，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惨状。 可官府不仅不赈灾，反而催缴赋税催得更紧了，差役天天上门逼税，交不上就拆房子、打人、掳走妻女，民间都流传着“吏胥追呼，鸡犬不宁”的说法。 最后老百姓实在活不下去了，只能跟着李自成、张献忠他们造反，喊出了“均田免赋”的口号，一下子就聚集了几十万人。 你说要是日子能过得下去，谁愿意提着脑袋去造反啊？ 再说说唐朝，开元盛世听起来多牛啊，可到了后期，土地兼并也到了离谱的地步。 皇室、宰相、宦官、节度使疯狂占地，李林甫占地千顷以上，高力士在京畿周围也有大量良田，到了中晚唐，全国70%以上的土地都集中在10%的权贵豪强手里，自耕农比例跌到10%以下。 这些农民失去土地后，只能给地主当佃户，交的地租高达收成的一半甚至更多，剩下的粮食连自己都养不活，更别说养活家人了。 还有宋朝，虽然经济看起来很发达，可老百姓的日子照样不好过。 北宋末年，宋徽宗喜欢奇花异石，就在苏州设立了“苏杭应奉局”，专门搜罗珍奇文物和花石竹木，这就是著名的“花石纲”。 为了运输这些石头，官府强行征用民夫和船只，老百姓的田地被毁坏，房屋被拆，很多人倾家荡产，最后只能跟着方腊造反。 其实不管哪个封建王朝，都是一个德行。 刚开国的时候，皇帝还能记得老百姓的苦，搞点休养生息的政策，可过不了几代，就开始大兴土木，官员越来越多，权贵越来越贪，土地越来越集中，赋税越来越重，最后老百姓实在活不下去了，就起来造反，推翻旧王朝，建立新王朝，然后又重复同样的故事。 这就像一个死循环，逃都逃不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