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秋，太行山黄崖洞兵工厂内，刘鼎正对着日军掷弹筒苦思。这不到3公斤的铁家伙射程达500米，而八路军战士需冲到五六十米内才能扔手榴弹，牺牲惨重。 刘鼎对着掷弹筒翻来覆去看了又看，这东西轻便灵巧，两个人扛着就能走，打起仗来往地上一架，炮弹专挑我方机枪阵地和冲锋队伍招呼。战士们刚冲出战壕，炮弹就追着脚跟炸过来。彭德怀在关家垴战斗后把刘鼎叫到跟前，从牙缝里迸出一句话：“敌人有掷弹筒，我们也必须有！”刘鼎领了这道死命令，回到黄崖洞就一头扎进了车间。他不光要造出来，还得造得比小鬼子的更好用。 说起来，刘鼎这人的经历本身就有几分传奇。他是四川南溪人，早年赴德国勤工俭学，后来又在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和空军机械学校系统学习过兵器构造和爆破原理，1929年回国后还给方志敏当过洋源兵工厂的政委，硬是在少得可怜的机器上造出了机关枪和迫击炮。 1940年5月1日，彭德怀和左权亲自护送他到太行山上任军工部长，可见这副担子有多沉。刘鼎到了黄崖洞一看，心都凉了半截——厂里没有任何现代化生产设备，步枪全靠铁匠手工锻打，三五个工人围着一支枪敲敲打打，零件之间互相换不了。用这样的底子去仿制日军最先进的步兵装备，换谁都得挠头。 头一个难题是炮筒。日军的八九式掷弹筒用的是精钢，边区连根像样的钢管都找不出来。刘鼎琢磨了好几天，最后把目光盯在了正太铁路的铁轨上。游击队员半夜摸上铁路撬钢轨，用驴车偷偷运回山里。 工人把钢轨脊烧红了，拿大锤一锤一锤往下墩，硬是把细长的钢轨墩成粗短的实心圆柱，再用自制的镗孔机从中间旋空。这活全靠人工，一天最多做出两根炮筒毛坯。日军炮筒有膛线，边区没有加工膛线的设备，刘鼎干脆把膛线取消了，改成滑膛结构，同时把炮筒加长到400毫米，壁也加厚了，靠长度弥补精度。 炮筒有了，炮弹又是另一道坎。太行山盛产白口生铁，可这种铁又脆又硬，车刀一碰就碎，根本没法加工出炮弹需要的螺纹和丝扣。冶金工程师陆达带着工人孙兆熙反复试验，把国外的铸铁韧化工艺跟太行本地的焖火技术掺在一起，终于搞出了火焰反射加热炉，把白口生铁变成了可以切削加工的铸铁。 这一下不但解决了炮弹壳的问题，还标志着八路军从造枪造手榴弹转向了造炮造炮弹的全新阶段。刘鼎又在炮弹尾部焊上四片铁翅，形状类似迫击炮弹，飞出去稳当多了。 1941年春天，第一批掷弹筒和炮弹试制出来了。试射那天出了大事——刘鼎想亲自试第一炮，炮手魏振详怕危险硬把他推开。不料掷弹筒当场膛炸，魏振详右臂被炸断，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刘鼎后来回忆这段往事，语气沉得能把人压进土里。早期产品问题确实不少，碰发弹瞎火率高达四成，炮弹壳焖火成品率有时只有四分之一。技术人员把引信的弹簧改成板簧，重新调整弹道，问题才一点点解决。 1941年4月，这批用铁轨锻出来的“五零小炮”正式定型量产。测试结果让所有人都吃了一惊——射程达到700米，比日军八九式掷弹筒的500米还远出一大截。炮身比日制的更轻，自产炮弹跟缴获的日军炮弹还能通用。到1945年抗战结束，晋冀豫根据地的兵工厂一共生产了2500门掷弹筒和近二十万发炮弹，主力部队一个战斗班就能配上一门。日军缴获后研究了半天，死活想不通太行山里怎么冒出来这么一批“现代化武器”，以为是外国专家和进口设备在撑腰。 从一个留德留苏的高材生到太行山上用钢轨墩炮筒的“土专家”，刘鼎带着一群连图纸都没有的工人，硬是在敌人眼皮子底下把掷弹筒造了出来。说到底，仗不是光靠枪炮打的，可没有枪炮弹药，再硬的骨头也扛不住。黄崖洞那间窑洞里烧红的铁轨、炸断的手臂、七百米的射程线，写的就是这么个道理。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