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 年，谭嗣同就义，他永远不知，自己的后人有多让人心疼。 话说那年菜市口血流成河，谭嗣同喊出“有心杀贼，无力回天”的时候，他大概以为自己这一脉就算断了。哪知道老天爷还留了个念想，他有个过继的儿子叫谭传赞，是从二弟谭嗣襄那抱来的。谭嗣同就义时才三十三岁，媳妇李闰哭得死去活来，可再伤心也得撑着这个家。传赞那会儿还小，懵懵懂懂地只知道爹爹没了，家里突然来了好多官兵翻箱倒柜。李闰把值钱东西藏了又藏，带着孩子东躲西藏，生怕被株连九族。这一老一小，硬是在晚清那吃人的世道里熬了下来。 可谁想到，这不过是心疼的开头。 谭传赞长大成人，娶了妻生了子，按理说应该苦尽甘来了吧？民国了，变天了，可老百姓的日子照样是黄连水里泡着的。传赞一辈子没敢大张旗鼓提自己父亲是谁，不是不想提，是不敢。你想啊，谭嗣同是被清廷砍的头，可民国那会儿军阀混战，今天这个上台骂维新派是“乱党”，明天那个又捧谭嗣同是“先烈”。传赞夹在中间，说多了招祸，说少了憋屈。他就这么窝窝囊囊地活着，靠几亩薄田养家糊口，后来染了肺病，四十来岁就撒手人寰了。 真正让人心里发酸的是谭嗣同的孙子辈。传赞留下几个孩子，其中有个叫谭训聪的。这名字起得好，“训聪”，大概是盼着孩子聪明又懂规矩。可这孩子命苦，父亲死得早，母亲改嫁了，他跟着年迈的奶奶李闰过活。李闰那老太太可真是个硬骨头，守寡守了几十年，一手把过继儿子拉扯大，又接着拉扯孙子。她活着的时候，逢年过节就在堂屋挂上谭嗣同的画像，点上三炷香，对训聪说：“你爷爷是顶天立地的好汉，你可不能给他丢脸。”训聪咬着牙读书，考进了湖南大学堂。 抗战爆发那年，训聪刚二十出头。日本人打过来，他跟着学校往西南撤，一路上缺吃少穿。走到贵州的时候，他得了一场伤寒，发高烧说胡话，嘴里翻来覆去念叨着“我爷爷是谭嗣同”。同行的同学听了都抹眼泪，这位英雄的后人，连看病的钱都掏不出来。幸亏有个教授掏了私房钱给他抓药，才捡回一条命。 后来训聪在重庆安了家，做了个普普通通的教书匠。一辈子不争不抢，别人问他祖上是谁，他要么笑笑不吭声，要么轻描淡写说一句“普通人家”。只有一回喝多了酒，红着眼眶跟朋友说：“我爷爷拿命去换的那个新中国，如今倒是有了。可我这心里头啊，总觉得对不起他，他流了血，我却连他的书都没读完几本。” 这话听着多心酸。谭嗣同当年血溅菜市口，为的是“变法图强”，盼的是“中国不亡”。他哪想得到，自己拿命换来的名望，后人一点光都没沾上，反倒被压得喘不过气。有时候我在想，这到底公平不公平？烈士的儿女、孙辈，凭什么要活得这么卑微、这么小心翼翼？咱们逢年过节给烈士扫墓，献花圈，大张旗鼓地宣传他们的精神，可他们的后人缺的或许不是那点场面上的尊重，而是实实在在的日子，生病了能不能看得起大夫，孩子上学能不能交上学费，受了委屈有没有人替他们说句话。 我认识一个搞历史的朋友，专门研究过谭嗣同的后人。他说谭训聪的儿子、谭嗣同的曾孙如今还在湖南乡下，就是个种地的农民。我听到这儿愣了半天。不是瞧不起农民，而是觉得这历史的轮回太讽刺了。谭嗣同是“戊戌六君子”之首，是写进教科书的人物，他的后人却默默无闻地活在田间地头，连县里搞纪念活动都未必被请去坐个前排。你说这是低调？是刻意隐姓埋名？我看未必。更多的时候，是没人想起他们，是社会的聚光灯打不到那些角落里。 有人说，英雄的后人就应该安安静静过日子，别老拿祖宗说事。这话听起来有理，可我总觉得哪里不对。英雄不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他们有血有肉有家庭。谭嗣同当年变法失败，本可以逃，他不逃，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他流了自己的血，也流了全家的血，李闰后半辈子的眼泪，传赞一辈子的战战兢兢，训聪颠沛流离的青春，哪一样不是那场变法的代价？我们记住了谭嗣同的慷慨赴死，却常常忘了问一句：他的家人后来过得好不好？ 写到这里，我心里堵得慌。谭嗣同如果地下有知，看到后人这样，是欣慰还是心疼？欣慰的是子孙本分老实，没给他丢人；心疼的是，他们本不该活得这么苦。好在如今慢慢有人关注这些了，地方政府偶尔也会去慰问一下烈士后人，给点补助。可说到底，那点补助能管多大用呢？真正让人心疼的，从来不是穷，而是一种被遗忘的孤独，你是谭嗣同的曾孙，可没人在乎你是谁，你甚至连爷爷的书都没读完几本，就被扔进了时代的洪流里，自己扑腾。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