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5月2日，苏曼殊因暴饮暴食逝世，年仅35岁，死后在他枕头和床铺下发现很多糖纸，在日本留学期间，他曾“一日饮冰五六斤”，自己还记载过：“食生姜炒鸡三大碟，虾仁面一小碗，苹果五个，明日肚子洞泄否，一任天命耳”。 这段让人看着都觉得胃里发撑的文字，不是后人编的段子，是苏曼殊亲笔写下的日常。 在民国那个大师辈出的年代，苏曼殊的名气，一半来自他惊世的才华，一半就来自他这不要命的吃法。 当时的文人圈里，没人不知道这位 “糖僧” 的名头，他对糖的痴迷，已经到了旁人无法理解的地步，他最爱吃一种叫摩尔登的西洋糖果，据说是《茶花女》里女主角爱吃的款式，他有了稿费，第一件事就是买上好几瓶，一天能吃掉三袋糖是常事。 没钱买糖的时候，他也有办法，因为常年吃糖，他满口牙都被蛀坏了，不得已镶了金牙，有次糖瘾犯了兜里没钱，他直接把嘴里的金牙敲下来，拿去当铺换了钱买糖吃。 好友章士钊知道这事，专门写诗调侃他，说他 “齿豁曾教金作床，只缘偏嗜胶牙糖”，这事在当时的文人圈里，成了人人都知道的奇闻。 除了糖，他对所有吃食都没什么节制，吴江的麦芽塔饼，普通人吃三四个就饱了，他一顿能吃二十个，和好友陈去病同住的时候，俩人分吃完一包糖炒栗子，他觉得没过瘾，半夜又出门买了一包回来，一个人全吃完，最后肚子胀得疼了一整夜，哼哼唧唧到天亮都没缓过来。 很多人说他是贪吃，是管不住自己的嘴，可很少有人知道，这一口口往嘴里塞的食物，是他这辈子能抓住的为数不多的甜。 苏曼殊的身世，从出生起就带着颠沛流离，1884年他出生在日本横滨，父亲是广东的茶商，母亲是日本人，他是家族里不被承认的私生子。 6岁那年他被带回广东老家，从此和生母分离，一辈子再也没能相见。在传统的大家族里，这个中日混血的孩子，成了人人都能冷眼相待的异类。 他在书信里写过，自己自幼孤苦，世人的冷眼早就习以为常，小时候他被家里人锁在阴冷的祠堂里，一天只能吃到一顿掺着沙子的饭食，挨饿受冻是常有的事。童年里缺失的温暖和饱腹的安全感，后来都被他用食物一点点填补。 可食物填得饱肚子，填不满他心里的空洞，他是那个年代少有的奇才，精通日文、英文、梵文等多种语言，能诗擅画，是第一个把雨果《悲惨世界》翻译到中国的人。 他一腔热血投身革命，加入过光复会，写过讨袁檄文，和章太炎、陈独秀、柳亚子都是至交好友珠海市人民政府，可他又三次出家，三次还俗，身披袈裟，却不遵清规，世人叫他 “花和尚”，却没人知道他在乱世里的进退两难。 他看似放浪形骸，流连风月场所，却对真心待他的女子，写下 “还卿一钵无情泪，恨不相逢未剃时”，转身离开，他心里装着家国天下，却看着革命一次次失败，理想一次次落空，最后只能把所有的情绪，都发泄在吃喝之上。 1917年冬天，常年的暴饮暴食，彻底拖垮了他的身体，他住进了上海广慈医院，医生反复叮嘱，绝对不能再吃糖，不能再无节制饮食。 可对他来说，没有甜头的日子，比病痛更难熬。他还是会趁护士不注意，偷偷把糖果藏在枕头下、床铺上，疼得蜷成一团的时候，缓过来还是要吃。 1918年5月2日，这个年仅35岁的奇才，在病房里咽下了最后一口气，朋友们来整理遗物的时候，掀开被褥，只看到枕头下、床铺里，散落着一堆皱巴巴的糖纸。 他离世后，汪精卫为他料理了后事，六年之后，孙中山先生出资，让他的友人把他的遗骸，安葬在了杭州西湖的孤山之上珠海市档案馆。 百年过去，很多人提起苏曼殊，第一反应还是那个暴饮暴食的 “糖僧”，可很少有人去想，这个一辈子都在找甜的人，这辈子吃过的苦，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 那些被他塞进嘴里的糖，那些被他狼吞虎咽的食物，不过是这个孤苦了一辈子的人，在乱世里，给自己找的一点点活下去的念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