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认为裸女组成的“阴门阵”可以对抗火炮，最早使用的是明朝的杨应龙叛乱，叛军逼迫妇女裸身拿着簸箕挥舞，并且投掷牛羊狗头。 他们难道真的相信几个簸箕、几具动物尸体加上女人的身体就能把炮弹挡回去？其实，这反映了古人一种极其朴素甚至扭曲的阴阳五行相克观念。在他们的认知体系里，火炮喷火，属于“至阳至刚”的凶器；而女性的身体，加上那些被视为污秽的动物血肉，被认为是“至阴”之物。他们妄图用这种“至阴”来克制洋枪火炮的“至阳”。明军的炮火当然没有被簸箕扇回去，叛乱最终也被残酷镇压，但这却开了一个极其恶劣的头。它把女性的身体，硬生生变成了一种自欺欺人的“人形盾牌”。 到了晚清，这种荒唐的戏码再次上演，而且规模更大、更让人揪心。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清军和太平军在江北大营一带打得血流成河。那时候，清军借着洋枪洋炮的威力，在火力上完全压制了太平军。面对那种一排排倒下的残酷画面，太平军在武器吃亏的情况下，竟然又把老祖宗那套糟粕翻了出来。 史料里确凿记载着，太平军在守城时，曾让妇女脱去衣物站上城墙，试图以此抵挡敌军的炮火和所谓的“妖法”。当时的太平军骨干很多都有客家背景，客家地区本来就流传着极重的污秽禁忌观念，民间关于什么能驱邪、什么能破煞的说法五花八门。再加上拜上帝教的狂热洗脑，以及战争带来的极致高压，几种因素一掺和，就催生了这种极端行为。 到了1900年义和团运动风起云涌的时候，类似的思路换了个包装，又一次堂而皇之地登场了。这次的主角，变成了大家在影视剧里经常听到的“红灯照”。 据清末文人龙顾山人的记载，这个群体里绝大多数都是十二岁到十八岁的年轻姑娘。当时外界对她们的传言极其神乎其神，有人传她们能踩着云彩飞天，有人传她们扇子一挥就能让洋人的大炮哑火。就连当时的外国战地记者弗雷德里克沃克，都拍下过她们集结时的照片。 咱们仔细看看她们的装束，红衣、红扇，这都有着极强的道教色彩。在道教传统里，红色象征着“赤煞”，被认为拥有驱鬼避邪的强大法力。而在传统儒家思想的熏陶下，民间极度推崇女子的贞洁，普遍认为未出阁的处女身体最纯净，元阴未泄，因此蕴含的灵力也最强。这帮年轻的女孩，平时还得面壁长跪，搞得跟修炼绝世神功一样。 这些女孩们真的愿意去面对洋人的毛瑟枪和马克沁机枪吗？根本没人问过她们的意见。在家里，她们被要求三从四德；在社会上，义和团指望她们展现神力护体；而在清朝政府和洋人眼里，她们又成了破坏风俗、装神弄鬼的异端。她们平时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连吃顿饱饭都成问题，战争把她们的家园撕得粉碎。加入红灯照，对某些女孩来说，或许也是一种在乱世中寻找身份认同和庇护的无奈之举。大家熟知的黄莲圣母林黑儿，就是出身天津底层社会的妇女，她借着这场运动聚起了一批人，给那些无家可归、惊恐万分的底层百姓提供了一点微不足道的心理支撑。 在1850到1900年这段时间里，中国民间能见到的火器非常稀少。根据近代军史学者的估算，当时只有极少部分人有机会接触到枪支，而英国和法国的军队已经普遍装备了后膛连发的步枪以及新式火炮。冷兵器与热兵器之间的差距实在太大，当所谓的仁义道德抵挡不住子弹的威力，符咒也压不住炮火的轰鸣声，人们只能从自己熟悉的生活经验中寻找应对的方法。 咱们把视野放宽一点，这种面对强敌降维打击时的疯狂，其实在全世界都有迹可循。比如19世纪末苏丹马赫迪起义的时候，当地的信徒甚至把《古兰经》写成血书涂在身上，坚信这样就能刀枪不入。菲律宾人在反抗美军的时候，也有大批当地人戴着护身符迎着机枪冲锋。 但中国这边的情况，尤其让人心里发堵。在礼教森严的古代中国，女性的身体往往伴随着极大的羞耻感。可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那些平日里被视为禁忌的东西，却被理直气壮地翻出来当成战术。日常规矩里，女人月经期不能进祠堂，产妇不能碰铁器，这些带有歧视性的习俗，转眼间就被包装成了对抗坚船利炮的武器。这背后隐藏着巨大的技术代差，绝非简单的迷信可以解释。女性连作为消耗品被推上战场，都带着一种被剥夺尊严的屈辱感。她们被当作人形符咒，承受了整个民族在落后挨打时的所有慌乱与无能。 鲁迅先生在《阿长与山海经》里回忆过长妈妈讲“长毛”的故事。长妈妈讲得绘声绘色、无比认真，童年时的鲁迅听得半信半疑。这种代际之间的认知差异，非常生动地说明了一个道理：那些在后人看来荒诞不经的民间传说，之所以能一代代传下来，根本原因就在于它填补了人们内心的巨大恐慌。 当一个人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当传统的规矩和经验全部失效，当铁路、电报、近代军队这些超出认知的新生事物像潮水般涌来时，那种“什么都挡不住”的无力感，足以摧毁任何人的理智。输得太惨的时候，人总得找个借口让自己活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