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之后解放军更改了很多东西，一是军服，取消了帽子上的红五星和领口的红领章，二是不再要求扛旗冲锋，因为这些都给狙击手精准击杀创造了条件。 老一辈的人对“三点红”肯定有着极深的情感。1965年，为了体现官兵平等的优良传统，全军取消了军衔制。从那一年起，无论是将军还是士兵，大家都戴上了全红的五角星帽徽和全红的领章，穿上了同样的一身绿。这套被称为65式的军服，在阅兵场上绝对是精神抖擞，那一抹红色象征着咱们这支队伍的灵魂，看着就让人提气。 当这身衣服走进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南疆热带丛林时，情况瞬间变得极度残酷。大家静下心来想想，在中越边境那种植被茂密、闷热潮湿、视线极度受阻的原始环境里，满眼的绿色和泥土色中，战士们帽子上和领口上的那几抹鲜艳的红色，简直就是天然的瞄准基点。 这鲜艳的红色，给隐蔽在暗处的敌军狙击手创造了绝佳的精准击杀条件。 在执行穿插、潜伏任务时，哪怕战士们再小心翼翼，那一抹红也很容易暴露位置。敌人的特工和狙击手根本不需要费力去寻找轮廓，只要照着丛林里移动的红点扣动扳机，就能给我军造成极大的杀伤。 曾以译电参谋身份参加过南疆轮战的尚墨老兵，就亲历过这种令人窒息的残酷。1985年初，尚墨作为兰州空军某高炮师的机要骨干，跟随八人小组秘密赶赴广西宁明前线。那时候虽然大规模战役已经结束，但老山、法卡山等地的拔点作战和暗处的冷枪冷炮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尚墨回忆起当时前线那种紧绷的气氛，他们三个人守着五把手枪，连门背后和枕头底下都藏着枪。 就是在那样危机四伏的环境里，尚墨听到了一个让他无比痛心的消息。一位和他一起上前线的山东小老乡，也是地监连的战友，仅仅因为在战壕里稍微探出头透了口气，就被对面潜伏的狙击手瞬间夺去了生命。那个年轻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19岁。在热带丛林复杂的防线里，任何一丝显眼的标志、任何一个多余的动作，都会招来致命的子弹。 正因为付出了这样惨痛的代价，部队在后来的作战中迅速做出了调整。尚墨老兵记得很清楚，就在1985年的五六月份，前线部队开始换装。原本惹眼的“三点红”被悄然替换，空军换成了蓝底黄边的帽徽。这就极大地降低了视觉上的突兀感，用最务实的态度保护了前线官兵的安全。这背后反映出的，是军队对实战规律的敬畏。 除了军服标识的更改，另一个彻底颠覆人们认知的转变，是部队不再要求“扛旗冲锋”了。 咱们这代人，从小看各种革命战争题材的连环画、老电影长大。在那个特定年代的文化渲染下，英雄的形象都被深深地“雕塑化”了。大家脑海里的冲锋，似乎就应该是连长举着驳壳枪冲在最前面，司号员吹响冲锋号，掌旗兵高高举着鲜艳的红旗，战士们昂首挺胸、排着密集的队形像潮水一样压向敌人的阵地。这种画面确实让人热血沸腾，它代表着无惧生死、勇往直前的精神信仰。 可是，当这种长期形成的“集体无意识”被直接搬到对越自卫反击战的真实战场上时，教训是极其惨痛的。中越边境多是狭窄的山地和崎岖的丛林小道，地形极其复杂，根本展不开大部队。在进攻初期，部分部队由于缺乏应对这种地形的实战经验，依然采用了相对密集的队形。 最致命的是，高举红旗冲锋的传统做法，在这种地形下完全成了敌人的活靶子。敌人的机枪手和炮兵阵地早就标定好了射击诸元，一旦看到红旗摇旗呐喊着冲过来，各种火力瞬间就会像雨点一样倾泻在红旗周围。敌军非常清楚，红旗所在的位置，必定是我军指挥员和主力部队的所在。那些高举红旗的战士，往往刚冲出掩体就会倒下，后面的战士接力举起，再次倒下。这种悲壮的牺牲，虽然展现了咱们军人不可撼动的钢铁意志，但在现代战术眼光看来，却增加了太多不必要的伤亡。 勇敢绝不等同于鲁莽，真正的英雄主义建立在智勇双全的基础之上。 战后的总结中，各级指挥员进行了极其深刻的反思。大家彻底明白了一个道理：在现代火器面前，昂首挺胸的密集冲锋等同于毫无意义的消耗。 从那以后，部队在战术训练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再搞那些形式主义的表面文章，全面强调小群多路、分散隐蔽、灵活机动。官兵们开始拼命练习如何利用地形地物进行草木伪装，如何拉开散兵线降低敌方火力的杀伤效率。大家不再认为战场上寻找掩体、匍匐前进是“胆小懦弱”的表现，反而将其视为成熟老兵必备的生存技能。战场生存率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同时，那场战争也暴露出另一个致命问题。大家都戴着一样的红五星和红领章，没有军衔，一旦各个军区抽调的部队在穿插中建制被打乱，大家互不相识，根本分不清谁是长官谁是士兵。有些时候，几个被打散的连队汇合在一起，连个能一锤定音的临时指挥官都很难迅速推举出来，极大地影响了战斗效率。这也直接促成了咱们国家在1988年全面恢复了军衔制，让指挥体系变得更加清晰、科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