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西路军政治部主任张琴秋被俘，马家军旅长问她：“你是不是张琴秋？”张琴秋沉思少许，摇头道：“不是，我只是一个伙夫。” 1937年初，西路军的队伍正在经过甘肃的荒凉地带。张琴秋那时候是西路军政治部主任，也是西路军里为数不多的女干部。 她刚刚生完孩子没多久，身体非常虚弱，可前线没得选，大家一边行军、一边顶着风沙，有时候连口热水都难找。 战事紧张，西路军其实遇到了极大的困难。队里吃的用的都紧巴巴，很多战士都穿得又破又旧。一次激烈的战斗后，张琴秋和所在队伍失散了，等她回过神来，身边已经换成了马家军的士兵。 马家军对红军干部特别警惕，尤其是对张琴秋这个名字，经常一抓住俘虏就开始盘查。手里攥着一张名单，时不时指着谁问是不是张琴秋。 队伍里的人都一脸风尘、身上灰头土脸，女俘尤其少，搞得气氛特别压抑。就在紧张氛围下，张琴秋及时反应过来。看到官兵们拿名单点名，她自己刻意把外表收拾得再普通一些。 还专门用很地道的四川话反复强调自己只是个烧锅做饭的伙夫。队伍中后勤岗位的女同志本来就多，混杂在一起本来容易让人迷糊。 这么一来，马家军的士兵还真分不清谁是谁，只能边观察、边嘀咕。几个人都说自己是后勤，他们一下子就没了底气。 大家全靠互相配合没露马脚，被暂时搁在一堆女俘中，随大队到羊毛厂搬货。羊毛厂的日子极苦，每天都得参加体力活。 张琴秋身体虚弱，只能做些分拣、移堆的小活，她从来不多说话，还经常咳嗽，怕被人注意说自己的病情，只能硬扛。 有时候晚上睡大通铺，她就把旧毛毯裹紧，安安静静挤在人堆里，从不主动找人诉苦。尽管大家尽可能互相掩护，但毕竟环境太恶劣。 每天要么干体力活、要么被连续赶路。稍微歇口气，就有官兵来检查人数，偶尔点名的时候总有气氛紧绷的时候。 也有人被逼得难受，偷偷趁乱把红军队伍的名单和身份向马家军通风报信。这个变故直接导致马家军把张琴秋单独叫出来，重新详细盘问。她的身份很快就被对上了。 自此以后，张琴秋被马家军牢牢看守着，来回转押。没多久就被转送到南京关押，那里审讯条件比前边还要严格。路上不停换押送的队伍，张琴秋路途一直都很难受，吃的喝的都极为有限。 经历了连续奔波，身体没有恢复的机会，每到一处总是要连续接受检查和提问，几乎无时无刻都紧张兮兮的。 到达南京后，张琴秋被单独看管，每天要接受不同方式的盘问。管理俘虏的干部不断变换，有的时候一天要被叫去问话几次。张琴秋白天要在灯下接受盘问。 有的时候连一顿饭都不能按时吃上，饮食极差，稍有异议还会被扣发饭菜。关押条件很简单，大家每天只能靠着一点热水勉强撑住。张琴秋每天高烧不退，因为牢房里没有药品，病只能硬抗。 马家军在押解过程中极其严格，对俘虏防范得很死，夜里也一直有人看守。南京那边的看守制度是轮岗制，每隔一定时间就换人，以防俘虏之间有串通。 每次一换岗，还得重新核查身份。这样反复折腾，张琴秋的身体慢慢支持不住，经常晕倒或咳得喘不过来，但她始终没向对方多说过一句关于组织或者其他同志的信息。 到了1937年下半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南京和延安开始尝试对俘虏释放的协商。国共双方名单互相核对，部分重要的红军干部被列入释放对象当中。 张琴秋因为身份明确，也出现在这批释放名单中。之后经过正式程序，她被安排解除管控，走出南京牢狱。 张琴秋被释放时，身体非常虚弱，几乎不能独立站稳。同行的获释人员不少，她每走一步都要靠扶着墙才能勉强前进。 出来后，张琴秋很短时间内就接受了身体修养和简单的医疗照顾，很多同事在见到她后都感到吃惊，原本干练明快的她变得格外沉静和瘦弱。 休整期间，她没有休息太久，很快又回到分配工作岗位。即便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还是选择了继续为组织服务，与此前一样做事非常专注。 当时的知情者都记得，她总是低头安静做事，不喜欢在大家面前去诉说自己的经历。对于自己被俘、受审、再出狱这一过程，她没有做过多描述。 更多是把精力重新放在岗位和同事身上，继续完成分配的任务。张琴秋出身于开明家庭，刚成年就投身妇女解放和进步活动，在成都办学、搞妇运，后来直接参加党组织。 始终和红军部队一起行动。西征时期，什么地方任务重、环境难，什么地方就有她的身影。直到因战乱被俘，经受考验后历险归队，她一直把自己融入集体，走到哪里也没提被俘的往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