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 年，开国上将，叶飞的女儿叶葳葳从北大毕业了，一纸调令将她分配到青海省德令哈市，她不知道这个德令哈市在什么地方？面对这样的分配，她惊慌失措。 1970年，叶葳葳刚刚从北京大学毕业。那会儿学生们都盼着分配通知，大家穿着朴素的衣服，等在教室里，心里七上八下。和其他同学一样，叶葳葳坐在位子上，一个劲儿地猜，会不会留在北京，会不会有机会去一个熟悉的大城市。 每当有同学的名单被念到，大家伙都忍不住往那边瞅一眼，气氛紧张又带点兴奋。有的同学听到分配地点时，脸上抑制不住笑意，有的则显得遗憾，低头收拾东西。 轮到叶葳葳时，她听到“青海德令哈”，表情一时有些不知所措。大部分人对德令哈都没多少概念，连在哪里都说不清楚。 她强忍着情绪，收拾了自己的东西。韩国同宿舍的同学纷纷离开，不少都和家人团聚去了，即便不满，也能感受到那股喜悦。 叶葳葳心里憋了一股气，却没处说。平时她一个人爱泡在图书馆，鲜少和人诉苦，遇事就装作什么都没发生。 回到宿舍，她放下背包，终于没忍住掉了眼泪。这是一份板上钉钉的分配，父母早不再拥有以前的社会地位，她也未曾抱太大希望。 叶葳葳还是给父亲叶飞写了封信，说了自己的委屈和忧虑。叶飞收到信，很快写了回信寄来厚厚一本书。回信内容很简短，只讲了一件事：既然当地人可以生活，女儿也一样。 他没多解释，也没让人出面打招呼调换分配。就这样，一封信带着一封书，让叶葳葳的内心起了点变化，但表面上她还是没多说什么。 第二天，她开始收拾行李，把简单的衣服、小件物品打好包，还收藏了父亲寄来的那本书。她拿着调令去办理手续，宿舍里的铺盖也和其他同学一样被归拢起来。 办理完手续，她跟几个熟悉的同学简单道别，背着包离开了校园。火车站那天，叶葳葳和同去青海的几位年轻人一同登车。 她们中有的兴奋，有的好奇，也有的沉默。一路上，大伙被北方的风卷着行李上了列车。火车一路向西，景色渐渐荒凉。叶葳葳看着窗外的山和戈壁，逐渐明白未来几年要面对什么样的环境。 到达德令哈，她和同批分配来的大学生汇合，统一报到。小城人口不多，条件有限。分进各单位，每天和本地干部职工一起上下班。 有的分到学校当老师，有的进了工厂，有的下到农业单位。叶葳葳被分在当地的一个机关，从基本工作做起。 德令哈空气干燥，水土生涩，叶葳葳刚来时一时适应不了。每到开水房打水，大家都提着壶排着队。有的人嘴唇干裂，偶尔还流鼻血。 外地来的人时常困惑，通讯手段也有限，写信要寄好些天才到家。生活用品凭票供应，大家都攒着票，到了集市才敢挑选日用品。 她在单位忙于本职，一有空就读书，看父亲寄来的书成了每天的习惯。周末很少休息，偶尔有集体劳动，大家轮流种菜、运煤。 再难的日子，单位同事都互相照应，分配来的大学生常常聚在宿舍吃饭聊天，讲讲各自家乡趣事，也说说对未来的打算。 叶葳葳给父亲写信汇报生活，叶飞总是简简单单回几句，内容不多，嘱咐她照顾身体。他本人因为特殊时期的影响，虽然无法亲自来探望，但仍旧时不时关心家里的动向。 家风始终清贫，大家都很自觉，从不托关系、走门路。有的同事也好奇她的家庭背景，叶葳葳总是淡淡回答，说自己就是普普通通来工作的。 叶葳葳的兄弟姐妹也都按照国家政策分配各地，没有人享受特殊待遇。叶飞本人从不为孩子们的生活安排出面，每次开家庭会的时候，总告诉大家凭本事吃饭。 在家里，叶飞喜欢读书，几乎看遍各类书籍。平日穿戴整齐，不讲排场。院子里有孩子们写作业的身影，也偶尔会传出讨论学习的声音，没有特殊优待，也没有特殊照顾。 后来叶葳葳逐渐适应德令哈生活。高原上天气变幻莫测，夏天短暂，冬季很长。年轻人自得其乐，下班以后在单位院子里晒太阳，有时候会凑钱买点零嘴。 到了几年的轮换期，部分大学生被调回大城市，也有很多人选择留了下来。在那里留下青春印记的，远不止叶葳葳一人。 关于叶飞的故事，很多同事私下会谈起。他年少海外出生，学汉语是后来才能读写自如，成年以后投身革命队伍。抗战时期命悬一线，几乎丢了性命。 得救以后，忍着伤痛继续工作，多年来积累了宝贵经验。到了特殊时期，尽管工作中断，生活却未曾拮据，依旧保持低调作风。 孩子们以他为榜样，学业、工作尽量靠自己解决，每一个人生节点，都按照既定规矩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