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32岁女知青刘琦返城无望，嫁给一位农民。新婚之夜，她对丈夫说：“你对我好，我决定扎根农村。”不料，18年后她狠心抛下3个孩子喝农药，并悔恨地说道：“嫁给他是我这辈子的错。” 1977年，刘琦三十二岁，正是人生中的黄金年纪。她和千千万万返城无望的知青一样，面前的路已经没有了更多选择。 十二年前，也就是1965年，刘琦跟随知青队伍被分配到红柳圪旦村。刚到村里的时候，她看到低矮的土坯房、泥泞的小路，触目所及都是陌生。 一身城市气质的她与农活完全不搭界，每天扛着锄头下地，手上、脚上的水泡一个接一个。那时她每天都咬牙坚持，心里想着，熬过去也许就能等来返城的机会。 家里的来信一封接一封，一方面叮嘱她要吃苦耐劳，另一方面安慰她，国家需要年轻人到农村去锻炼。其实她最关心的还是能不能早日回城，电台广播的名单她看了一个又一个。 每次都落空。日子久了，村里的人见她慢吞吞，也不太搭理她，只有刘三海会主动伸手帮忙。有一次刘琦手腕扭伤。 三海下地去帮她搭了不少手。工余时，他总愿意和刘琦说说最新的消息，村里人也慢慢知道，两人关系要比一般同村的更熟。 希望一次次落空。后来，越来越多老乡和知青陆续返城，刘琦收到家信，说因为家庭历史原因，她暂时没有返回城市的名额。信纸上的字迹很清晰，但那一刻她的心却沉了下来。 身边的熟人、朋友一个接一个离开，剩下的人慢慢和当地村民一起扎根。有知青开始谈对象，打算结婚，刘琦看在眼里没说话，心里其实也开始动摇。 三海对她始终不离不弃。慢慢地他们走到了一起。那年秋天，刘琦和三海成了亲，村里人都来帮忙，婚礼虽然简朴，但是气氛很热闹。 头几年两口子一块下地、一起吃饭，晚上困了也有伴说话。村里干活的人实诚，没人嫌弃她是知青，大家都盼着日子能慢慢变好。 那段日子里，刘琦虽然操心家里的大小事，但觉得有安稳的依靠。有了孩子以后，家里的变化开始显现。刘琦第一个孩子是女儿，三海看过之后并没有太大的表情。 只是淡淡地说要是个男孩就好了。家里人也没跑过来看望，大家都在院子里悄悄议论。刘琦虽然心里委屈，但还是咬牙把孩子带大。 第二个孩子出生，还是女儿，三海的脸色沉了下去。有时候他只有喝了酒才说两句话，还常常抱怨。计划生育政策开始落实，村干部隔三差五到家里做工作，叮嘱他们不能再生。 三海好几次跟人发牢骚，说自己没有儿子，再生也不行。日子就在这么尴尬的气氛里一天天过去。三海还从远方亲戚家接来一个男孩。 说是帮亲戚照顾，事实上对那个男孩特别上心，经常给他做好吃的，逢年过节还买新衣服。家里的活全都落在刘琦身上，从种地到做饭，孩子们吃穿用度她都要操心。 村里人看见刘琦带着两个女儿和那个亲戚家男孩下地，总是在背后议论，说她劳苦命。三海回家时间越来越少，大多数时间都在外面喝酒，有时候喝多了还对刘琦发火。 每到岁末年关，别人家热闹团圆，刘琦家却安静得有些冷清。她经常独自守着年夜饭，三海有时甚至晚上不回家。 曾经，刘琦给家里写信诉苦，但回信上总是鼓励她继续坚持，说农村也会变得越来越好。事实上，离回城越来越远，女儿们也慢慢长大，学会了帮家里做些活计。 她自己起早贪黑，又要干农活又要养孩子，一年到头没有闲下来的时候。有一阵子她总琢磨，村里还有没有可能再有返城的机会。 可是，看着身边的知青走了一批又一批，自己始终还得留在村里。几年下来，生活的压力越大，三海脾气变得暴躁。每次村干部来家做宣传，他都敷衍应付。 周边邻居看在眼里，有时会主动帮刘琦照顾孩子，给点力所能及的帮助。有一回，三海在村口喝酒回来，对刘琦大声嚷嚷，说“这家是我一个人扛着的”。 刘琦没吭声，第二天还是早起干活。她把三个孩子拉扯大，吃穿抠得精打细算。女儿们懂事，不吵不闹。远亲家的那个男孩渐渐大了些，三海每逢节日就带着他串门，对两个女儿依旧是冷冰冰的态度。 有一年冬天，腊月三十晚上，南墙贴着春联，北屋灶上咕嘟咕嘟煮着饭。按理说是一家人围坐一起，但三海却找茬骂了刘琦一通，摔门而出。 三个孩子看着妈妈，刘琦静静坐着没说话。村外的雪下了一晚上，连鸡舍的屋顶都积了厚厚一层。那天夜里，刘琦留下一张字条，字迹很匆忙。 后来，邻居们发现三个孩子在屋里待着不肯出门。村委会得知后叫人上门，照料他们的生活。这么多年过去，村里人还记得当初刘琦下乡的情形，也记得她独自支撑家庭的那些年。 她的女儿们长大成人，邻居们遇见时常提起她当年的勤恳和坚强。对于那个时代，知青们的生活有太多相似之处，有的慢慢适应，有的坚持到最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