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11月，台北马场町刑场，32岁的女英雄陈玉贞英勇就义时，留下的最后照片，因为拒绝下跪，在临刑前她依然受到了粗暴对待，但是她始终没有屈服，而与她一同就义的，还有她的丈夫吴乃光。 枪响之前，风很大，把她的头发吹得乱七八糟。她不拢，就那么站着，像一棵被风吹了三十多年也没倒下的树。宪兵按她的肩膀，她挣开；按第二次，她又挣开；第三次，两个宪兵一起按，她跪下去了，又撑起来，跪下去，撑起来。宪兵打她的腿弯，用枪托砸她的膝盖，她咬着牙，就是不跪。旁边站着一个穿黑衣服的人，拿着相机，对着她拍了一张照片。快门响的时候，她笑了，笑得满脸都是光。 陈玉贞是广东潮州人，1920年生，家里穷，爹死得早，娘一个人拉扯她。1938年，她跟着同乡跑到香港，在纱厂当女工，在饭馆洗盘子，什么都干。1940年，她加入了东江纵队，在惠阳当交通员，送情报、运药品、掩护伤员，什么危险干什么。她个子小，跑得快，嘴巴甜，会说潮州话、客家话、广州话，还会几句日本话。1941年，她认识了吴乃光，也是东江纵队的，比她大两岁，是个瘦高个，戴眼镜，说话慢条斯理，可打起仗来比谁都不怕。两个人在战火里结了婚，没办酒席，没贴喜字，就在一棵大榕树下拜了天地，拜完，各奔东西，接着打仗。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他们以为好日子来了。可1950年，他们被派到台湾，执行地下任务。那时候台湾还在蒋介石手里，特务遍地走，抓共产党抓红了眼。他们化装成小商人，在台北开了一间杂货铺，卖油盐酱醋，卖针头线脑，背地里送情报，发展组织。1952年春天，叛徒出卖了他们。那天夜里，特务冲进杂货铺，把吴乃光从床上拖起来，陈玉贞扑上去护住他，被一枪托砸倒在地上。两个人被押进牢房，分开关，分开审。 特务想从她嘴里掏出地下党的名单，用鞭子抽，用烙铁烫，用竹签钉她的手指。她疼得浑身发抖，可一个字不说。特务把吴乃光拖到她面前，当着她的面用刑，把他吊起来，拿鞭子抽，抽得皮开肉绽。她看着丈夫的脸，看着那些血，看着那些伤口，咬着牙，硬是没掉一滴泪。吴乃光也看着她，冲她笑了一下，那笑，像当年在大榕树下拜天地时一样，憨憨的，暖暖的。 1952年11月，两个人被押到马场町刑场。吴乃光先下车，看见她，冲她点了点头。她也点了点头，没说话。他们被押到刑场中央，背靠背站着。宪兵让她跪下，她不跪。吴乃光也不跪。宪兵按她的肩膀，她挣开；按第二次，她又挣开；第三次，宪兵用枪托砸她的膝盖，她跪下去，又撑起来，跪下去，撑起来。那个拿相机的人按了快门，她笑了，笑得满脸是光。枪响了，她倒下去，倒在吴乃光旁边。两个人的血，流到一起，分不清是谁的。 那天的风很大，把她头发吹乱了。没人帮她拢，也没人帮她擦。她就那么躺着，躺了很久。后来有人把她抬走，埋在台北郊外的山坡上，没有碑，没有名字。她的家人不知道她死了，还在潮州老家等她回来。她娘等了一辈子，等到眼睛瞎了，也没等到。 陈玉贞留下的东西不多，一张照片，一封遗书。照片就是那张刑场上的照片，她跪在地上，可腰板挺得笔直，脸上带着笑，笑得比太阳还亮。遗书写给她娘，只有几个字：“娘，女儿不孝，来世再报。”这几个字，写在一张发黄的纸上，纸皱巴巴的，像被人攥过很多次。她写的时候，手一定是抖的，可字很正，一笔一划，清清楚楚。 2000年，她的骨灰被家人从台湾接回潮州，埋在她爹她娘的坟旁边。村里人放鞭炮，烧纸钱，有人哭，有人笑。她娘不在了，可她回来了。她等了五十多年，终于等到了这一天。 陈玉贞这辈子，当过女工，当过交通员，当过地下党，当过烈士。她死的时候，32岁，没有孩子，没有房子，没有存下一分钱。可她有一张照片，照片上的她，跪在地上，却比谁都站得直。那道光，照了七十多年，还在亮着。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