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北平特务集体起义，打开金库后，连解放军都惊呆了！牵头这场起义的不是别人，正是国民党保密局北平站的站长徐宗尧。 这事儿得从徐宗尧这个人说起。他不是那种死心塌地跟着国民党干的铁杆特务，贫农出身，早年在东北军郭松龄部混了十七年，实打实的行伍出身，一路干到少将旅长。后来加入军统，说白了是被逼的，1941年有人跟他说“你身份已经暴露了，不加入军统对你没好处”，这哪是邀请，分明是拿枪顶着后脑勺。一个带兵打仗的将领，硬生生被推到了特务头子的位置上，这种拧巴从一开始就注定了。 抗战胜利后那几年，徐宗尧在保定当警察局长，亲眼看着国民党那些“接收大员”进城后的吃相，日本人留下的房子、车子、票子、女子、条子，这帮人跟饿狼抢食一样往自己兜里揣，“五子登科”这个说法就是这么来的。他心里头堵得慌，跟保定警备司令池峰城喝酒聊天，俩人越聊越对脾气，都觉得国民党这摊子烂事早晚得完。 时间到了1948年底，毛人凤干了一件特别“鸡贼”的事。他把保密局北平站原来的站长王蒲臣撤了，让王蒲臣当“督察”，说白了就是太上皇，继续在背后盯着。然后让徐宗尧接站长。这操作什么意思？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北平眼瞅着保不住了，留个替罪羊在这儿顶着，万一出事，背锅的是你徐宗尧。毛人凤自己早就在南京把椅子坐稳了，随时准备往台湾跑。 徐宗尧不是傻子。他接了站长的位子，但心里早就在盘算另一条路。 1949年1月21日，傅作义在中南海怀仁堂开会，宣布接受和平改编。会场里头，有黄埔系的将领当场哭得稀里哗啦，死活不肯跟共产党走。傅作义倒也干脆：要走可以，部队留下。保密局在军队里安插的那些人，有的跟着跑了，有的领了路费回家种地去了。 第二天下午，傅作义专门把保密局、警察局这帮特务头子叫到一块儿开会。十几个人坐在怀仁堂里，气氛沉闷得要命。傅作义就讲了几句：和平协定签了，想回南京的可以订机票，留下来也行，但别再搞那些见不得光的事了。警察局长杨清植当场脸色就变了，扭头问徐宗尧“有没有办法”，徐宗尧没吭声。杨清植当天晚上就张罗了一百来号人，第二天一早坐飞机跑了。 真正决定性的时刻是1月24日下午。南池子缎库胡同北平支台，几十号特务吵成了一锅粥，有说要跑的，有说要留下来潜伏的，还有说干脆投诚的。吵到后来差点动手。交通支台的台长冲进来喊了一嗓子“你们要投降共产党了”，现场更乱了。支台长阎守仁赶紧打电话把徐宗尧叫来。 徐宗尧拿起电话，也没废话，就说了一句：蒋介石和毛人凤到现在都没派一架飞机来接你们，电台也不管，你们自己想想，坐以待毙就是死路一条。这话戳到了所有人的痛处。这帮特务心里清楚得很，长官们早就跑光了，他们是被扔在北平的弃子。徐宗尧说跟着傅作义走，大家都能活命。报务员们互相看了看，有人喊了一嗓子“拥护徐先生”，其他人也跟着点了头。 就这么着，保密局北平站整建制起义了。这事儿在解放战争里头是独一份，别的城市特务机构要么跑了，要么被打散了，只有北平是成建制交出来的。 起义之后，徐宗尧干了几件大事。第一件是放人。炮局胡同的看守所里关着一百多号政治犯，看守所长递了个条子上来，说要枪毙三个人。徐宗尧批了释放，那三条人命他没批。 第二件是交东西。解放军按着他交出来的清单，挨个胡同去收。南池子缎库胡同那个武器补给站一打开，里头全是枪炮弹药，堆得满满当当。东单裱褙胡同观象台是发报台，机器都是最新的美式设备。 真正让解放军愣住的是第三件，打开马汉三留下的那个库房。马汉三是保密局北平站之前的站长，1945年日本投降后负责接收北平，跟汉奸勾结着贪了个底儿掉。他调走的时候带不走的东西，全锁在这个库房里。门一开，里头全是珠宝玉器、古玩字画，亮得晃眼。后来估值，光这一批东西就值旧币七千亿。七千亿什么概念？那个年代，够把半个北平城的四合院买下来。 这些钱哪来的？说穿了就四个字：吃人血馒头。接收日伪资产的时候往自己兜里装，盘剥老百姓的地皮房子，美国给的经费也敢截留。保密局在北平的据点遍布几十条胡同，光四合院就占了几十个，有的一个电台收发站就占一整座院子。这帮人打着“反共救国”的旗号，干的却是挖国民党自己墙脚的买卖。 徐宗尧起义这事儿，表面上看是个人在关键时刻的正确选择，但往深了想，这其实是国民党政权烂到根子上之后必然的结果。一个贫农出身、在东北军干了十七年的将领，被逼着加入军统，眼看着“五子登科”的丑剧，最后被当成弃子扔在即将解放的城市里，换谁，也得掂量掂量该站哪边。毛人凤以为自己精明，让徐宗尧当替罪羊，没想到这个替罪羊把整盘棋都翻了。 有意思的是，徐宗尧起义之后，北平其他特务机构的人心一下子就散了。1949年2月军管会搞特务登记，结果跑来了一千多号人主动自首。这就是“带头效应”，有人站出来了，后面的人就知道该往哪儿走了。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