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11月，潜伏在广州特务处的孙照文，接到上级紧急指示，一位隐蔽在日伪高层的地下成员，可能已暴露，须立即转移。不过，孙照文并没有立即出手营救，而是去找日伪维持会会长吕春荣！ 孙照文踏进吕公馆的时候，身上那件日本宪兵队的军大衣还没脱。吕春荣正歪在烟榻上吞云吐雾，看见他进来，眼皮都没抬，慢悠悠地说了句：“孙桑，这个点来，怕是带着麻烦吧？”孙照文没坐，站在门口，把军大衣的扣子解开两颗，露出里面灰扑扑的中山装。他从怀里掏出一张叠得整整齐齐的纸，展开，放在吕春荣手边的红木茶几上。那是一张日文密令，上面盖着华南特务机关的章，白纸黑字写着三个字：陈国英。吕春荣的烟枪停在半空，烟雾从嘴角溢出来，他盯着那张纸看了几秒，脸上的肥肉颤了一下。 吕春荣是什么人？广州沦陷后第一个挂出太阳旗的本地士绅，日本人眼里的“维持会会长”，老百姓嘴里的“吕汉奸”。可孙照文知道，他抽屉里还压着一份1941年送过珠江纵队的药品清单。这人像条泥鳅，在几条船上来回蹦，可偏偏哪条船都离不开他。孙照文找他不是来叙旧的，是来堵他的退路。 “吕会长，”孙照文的声音不高，可每个字都砸在地上，“这上面的名字，是你递上去的。日本人已经查实了陈国英的身份，明天就要抓人。你拿他换了多少大洋，我不问。可现在，你得把他弄出来。”吕春荣的手一抖，烟枪磕在茶几角上，火星子溅到那张密令上，烧出一个小洞。他盯着那个洞，眼珠子转了好几圈，突然笑了，笑得脸上褶子全挤在一起：“孙桑，这话从何说起？我吕某人效忠皇军，哪有什么……”话没说完，孙照文从军大衣内袋里又掏出一张纸，这回是1940年他给东江纵队写的亲笔信，信纸都发黄了，可字迹清清楚楚。吕春荣的脸色，从红变白，从白变青。 “你两头通吃的账，我这儿一笔不落。”孙照文把信纸叠好，重新揣进怀里，“明天早上七点，日本人去陈公馆抓人。你提前一个小时把人带出来，送到长堤码头。那边有船等着。办成了，这两张纸，我烧给你看。办不成，”他顿了顿，手指头在茶几上敲了两下，“这两张纸，明天就出现在日本人的办公桌上。到时候，日本人要你的命，游击队也要你的命。你自己掂量。” 吕春荣手里的烟枪彻底掉在地上，摔成两截。他没去捡，盯着孙照文的眼睛看了好一会儿，突然问了一句：“你们就不怕我转头去日本人那儿告你一状？”孙照文笑了笑，把军大衣的扣子重新扣上，走到门口的时候停了一下，头也不回地说：“你告了，日本人第一个杀的就是你。他们可不喜欢养两条腿的蛇。”门开了，门关了，客厅里只剩下吕春荣一个人坐在烟榻上，对着那盏快灭的油灯发呆。 那天晚上，吕公馆的灯亮了一夜。凌晨五点，一辆黑色轿车从后门悄悄开出，直奔陈公馆。六点刚过，陈国英穿着一身长衫，被吕春荣的管家从后门领出来，塞进车里。车到长堤码头的时候，天刚蒙蒙亮，江面上飘着一层薄雾。一艘小渔船靠在岸边，船老大蹲在船头抽烟。陈国英下车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吕春荣。吕春荣坐在车里，车窗摇下一半，冲他摆了摆手，说了句：“走吧，别回头。”船划进雾里，看不见了。 孙照文站在码头对面的骑楼下，看着那艘船消失在江面上，把怀里的两张纸掏出来，划了根火柴，看着它们烧成灰，被风卷进珠江。他转身走进巷子，把军大衣的领子竖起来，混进早晨买菜的人群里，再没回头看过一眼。 吕春荣后来在日本人面前装了两天病，第三天照常去维持会上班。日本人问他陈国英去哪了，他说不知道，可能是跑了。日本人查了一阵，没查出什么，也就不了了之。可吕春荣知道，他脖子上那根绳，从那天起就拴在孙照文手里了。 1951年，吕春荣以汉奸罪被公审处决。枪响之前，他蹲在刑场上，突然抬头冲着人群喊了一声：“孙照文，你答应过我的！”没人理他。枪响了，他趴在泥地里，眼睛还睁着，看的是珠江的方向。 孙照文那天没去刑场。他坐在办公室里，把一支烟抽完，把烟头按进烟灰缸里，站起来，走到窗前，对着窗外站了很久。他想起1942年那个冬天，吕春荣坐在烟榻上，盯着那张被烧出洞的密令，脸上全是汗。他想起那两张被烧成灰的纸，想起那艘划进雾里的小船，想起吕春荣趴在车里冲陈国英摆手的样子。他想起自己说过的话：“办成了，这两张纸，我烧给你看。”他烧了，可后来，他又写了一份，交了上去。 吕春荣临死前喊的那句话，他听见了。可他不能回头。从1942年那个晚上开始，他就不能回头了。有些路，走上去，就回不了头。不是不想回，是回不去了。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