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19岁北京知青摔断手臂，跑到县城买药。可药钱差1角，他恳请营业员帮忙：大姐，你行行好，我手快保不住了！谁料，营业员冷笑：关我什么事！ 那个年代的一角钱能干什么？买两个鸡蛋，或者一盒火柴。可就是这微不足道的一角钱，把一个疼得嘴唇发白的小伙子挡在了药柜外面。陈启生当时站在那间灰扑扑的药店里头，右臂已经肿得跟小腿肚似的，青紫色的淤血从手腕一直蔓延到手肘，疼得他整个人都在发抖。他咬牙从马家沟跑到县城，十几里土路跑下来，断骨在皮肉底下磨得他差点晕过去两回。好不容易凑出身上所有的毛票钢镚儿，往柜台上一摊，一数，就差一毛。 那营业员是个三十来岁的女人，烫着卷发头，围着白围裙，手里头正慢悠悠地剥着橘子吃。陈启生喊她大姐的时候，她连眼皮都没抬一下，橘皮上的白络子一根根撕得可仔细。等小伙子把话说完，她才撩起眼皮扫了一眼那只肿胀的手臂，嘴角往下一撇：“关我什么事？”橘子瓣塞进嘴里，汁水顺着嘴角淌下来，拿手背一蹭，接着撕下一瓣。 这话说得多寒人心啊。一个背井离乡的小知青，在异乡的土地上摔断了骨头，连个能帮忙递杯热水的人都没有，就指着这盒药救命。偏偏遇上这么个铁石心肠的主儿。陈启生当时眼泪差点没掉下来，不是委屈，是真疼得扛不住了。那只手要是再耽搁下去，别说干活挣工分，怕是整条胳膊都要废掉。 有人可能会说，不就一毛钱吗，换家药店买不就得了？那个年代县城就这一家国营药店，全城只此一处。更别说你一个插队知青，在县城里举目无亲，上哪儿借这一毛钱去？再说那时候的人口袋里干净得能跑老鼠，一毛钱也得从牙缝里省出来。陈启生把兜里能翻出来的东西全翻出来了，连裤兜缝线的地方都拿手指头戳了一遍，怕有硬币卡在布里。什么都没有。 疼到这份上，人也顾不上面子了。他蹲在柜台前头，把那只肿胀的胳膊小心翼翼托在膝盖上，声音都变了调：“大姐，我不是跟您耍赖，我这手真不行了，您先把药给我，回头我指定把钱给您送来。”那女人把橘子吃完了，拿围裙擦擦手，转身去整理药架子上的瓶瓶罐罐，丢下一句硬邦邦的话：“少一分也不行，这是规矩。” 规矩。这两个字多好听啊，拿出来往人面前一搁，比城墙还厚。可这世上有些东西，是规矩这两个字挡不住的。比如说一个人落到难处时的那份窘迫，比如说一只快要废掉的手臂，比如说一个十九岁的孩子远在千里之外叫天天不应的那份孤独。 陈启生后来怎么凑上那一毛钱的，说起来更心酸。他抱着胳膊蹲在药店门口，疼得满头大汗，一个进城赶集的老乡认出了他，翻遍了全身，从鞋垫底下摸出两张皱巴巴的五分钱票子递给他。那老乡自己穿的是补丁摞补丁的裤子，两个膝盖上的补丁颜色都不一样。他把钱往陈启生手里一塞，说了句“赶紧买药去”，转身就走了，连名字都没留。 陈启生拿着那一毛钱冲进药店，那营业员这才慢腾腾地把药从架子上取下来，一盒跌打丸，几包草药，往柜台上一推。小伙子连句谢都顾不上说，揣着药就往回跑。后来这手臂是保住了，可到底落下了毛病，一到阴天下雨就酸痛，使不上力气。 写到这里我就在想，那一毛钱在那营业员手里，能做什么呢？什么都做不了。可在陈启生手里，那是一条胳膊，是一个年轻人往后几十年的人生。她不是不懂这个道理，她是压根儿没打算去懂。这世上最伤人的从来不是明晃晃的恶意，而是这种“关我什么事”的冷漠。它不像刀子，倒像冬天的凉水，一点一点把人从头浇到脚。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