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6年，张献忠离开四川前，把老婆孩子全杀了，部将孙可望不解，张献忠解释道：“我也是名震天下的大英雄，怎么能留下小孩子，让他们成为敌人的俘虏呢？那不是丢我的脸吗？” 张献忠当时已经决定率主力北上迎敌，清军肃亲王豪格带兵入川，明朝残余势力和地方武装从四面反扑过来。他的控制区一天天缩小，成都这座经营过的都城守不住了。 孙可望跟了他多年，看惯了他在战场上的悍勇，也见过他治蜀时的严苛，却没料到主帅会对自家妻儿下这样的手。孙可望心里觉得，主帅就算兵败，也能带家眷突围，何必用这种方式断绝血脉。 张献忠的决定来自他对明末战场规矩的看法。战败一方的家眷往往逃不过被掳掠和折辱的下场。他从陕北起义起家，以八大王的名号纵横十余年，后来割据成都称帝，把个人名声看得比性命重。 他接受不了家眷落入敌手后成为对手羞辱自己的工具，于是选择了最极端的办法斩断软肋。 在撤离成都前不久，张献忠还处理了另一件大事。1646年初，他率大西军从成都顺岷江而下转移财物，在眉山彭山区江口镇一带遭遇明朝参将杨展的伏击。 那场混战中，张献忠下令把船上装载的大量金银财宝沉入江底，避免落入敌手。这些财宝一部分来自早年攻占武昌时从楚王府掠夺的珠宝，一部分是入川后通过各种方式积累的，还有大西政权自己铸造的西王赏功金币和银币。 史料里提到，当时船队规模不小，江面被堵塞，火攻之下船只焚毁，金银随船沉没。 后来考古工作证实了这一事件。从2005年起，江口镇村民陆续在岷江河道发现零星文物。 2016年国家文物局批准进行水下考古，2017到2020年三次发掘出水文物超过五万件，包括刻有大西大顺二年字样的金册、西王赏功金币银币、银锭以及各类首饰和兵器。这些实物直接对应了史书记载的沉银规模。 张献忠本想靠这些财宝维持军力，却在江口一战中损失惨重，部众伤亡很大，只能弃船北撤。 张献忠建立大西政权的过程也充满波折。1644年八月，他攻占成都，改元大顺，以成都为西京。他模仿前朝制度设立官职，还开科取士，录取了一批四川籍官员，比如欧阳直和吴继善等人。 他制定了大西律，试图建立行政体系。 这些举措本是为了稳固统治，可实际执行中伴随了大量杀戮行为。传教士利类思和安文思在圣教入川记里记载，张献忠曾在成都立过七杀碑，碑文表达了极端的内容。清初四川巡抚张德地等人的奏折也提到他每攻下一城往往屠城泄愤。 费密的荒书同样记录了类似暴行。 不过后世研究存在争议。一些学者指出，清朝官修史书可能带有政治偏见，夸大了规模。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胡昭曦通过研究认为，张献忠确实有过杀戮，但数字被严重放大。 因为他在成都期间还进行了制度建设，如果真把整座城市夷为平地，那些开科取士和行政安排就难以进行。1646年撤离前，他下令焚毁部分宫殿，但清军入川后成都仍有居民存活，这也说明并非完全屠尽。 张献忠和李自成的关系贯穿了他们起义的始终。1635年，在河南荥阳，十三家起义军首领召开大会，张献忠、李自成、罗汝才等人参加，商定联合作战方略。那次会议是明末农民起义的重要节点。两人后来逐渐产生分歧。 1638年，张献忠在湖北谷城接受明朝招安，被授副将之职，驻扎谷城。李自成当时还在坚持抗明，对此不满。张献忠的招安只是权宜之计，1639年他再次起义，但这段经历加深了隔阂。 1641年，张献忠攻占襄阳，杀死襄王朱翊铭，声势大振。同年李自成攻破洛阳，杀福王朱常洵。两人形成竞争态势。张献忠部将孙可望曾建议联合抗明，张献忠却说各有各的天下，不必强合。 1643年，张献忠进军湖广，李自成北上直逼北京。1644年三月李自成攻破北京，崇祯帝自缢。同年八月张献忠占成都，两人分别建立政权，却都在清军打击下很快覆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