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建人 祖父科举受贿始末 在《鲁迅故家的败落》里写的，和我们常听到的“主动行贿”其实有差别。他是被亲友反复请托才写的信，本意是“托同年关照”，没想到被仆人闹大、变成惊天大案。 ～～～ 周建人原文摘录 这一年是光绪十九年（1893），为慈禧太后六十大寿，开恩科乡试。浙江主考是殷如璋，和祖父是同治辛未科的同年进士。（殷此时是正五品，周还是从七品。） 亲友中有几家子弟要应考，知道祖父和殷同年，就来央求他去托人情，说定事成之后，每家出若干银子，一共凑成一万洋元。 祖父起初不肯，说这是犯法的事。但他们天天来缠，又说现在科场里通关节是常有的，不会出事。祖父被他们缠不过，又想为父亲（周伯宜）谋个出路，也就答应了。 他写了一封给殷如璋的信，信里开列了应考的五家子弟和我父亲的名字，约定用“宸衷茂育”四字做暗号，以便阅卷时辨认。另外附了一张一万洋元的期票，说事成之后照付。 他没有亲自去，叫了一个叫陶阿顺的佣人，把信和期票送到苏州殷如璋的船上 。 那天副主考周锡恩正在殷船上，殷不便拆信，就把信放在一边。陶阿顺不懂事，在船外大声喊：“信里有银票，怎么不给回条？” 殷如璋为了避嫌，立刻把信拆看，随即把陶阿顺扣留，报官查办。事情一闹大，就成了轰动全国的科场大案 。 祖父知道闯了祸，逃到上海租界躲了一个多月。后来官府要捉拿他，又牵连到家里，他才回来投案。结果被革职，判了“斩监候”，关在杭州监狱里，一关就是七八年 。 为了营救祖父，家里变卖田产，连稻田都卖了，只剩二十亩祭田。父亲的秀才也被革掉，郁郁成病，不到三年就去世了。从此家道一落千丈，从小康坠入困顿。 ～～～ 总结：行贿不是主动策划，是被亲友反复请托。周福清一开始拒绝，是马、顾、陈、孙、章五家亲友天天上门纠缠，以“科场通关节是常事”为由，他才松口。 案发全因仆人“不懂事” 陶阿顺在官船外当众大喊“有银票，要回条”，逼得殷如璋为自保必须揭发，否则自己也要丢官甚至杀头 。 周福清的心态：心存侥幸，绝非预谋大案。他以为只是“同年之间托个小情”，晚清科场确有通关节惯例，没想到被闹到朝廷，成了光绪朝最严打的科场案之一。 ～～～ 周福清的翰林出身本是仕途快车道，却终其一生只做到七品知县，后续再无升迁，核心就是性格与官场规则彻底相悖，他的性格从根上就不适合做官。 清代翰林（尤其进士及第/出身的翰林）是官场“清贵梯队”，正常路径是留京任编修、检讨（七品），或外放任府学教授、知县，且外放知县多为“署理”“试用”，后续升知府、道台是常规操作，七品知县只是翰林外放的最低起点，绝非终局。 而周福清的仕途，就是翰林出身的“反面典型”： 翰林出身，起点却落得“实授七品知县”。他是同治十年辛未科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翰林院庶吉士（清贵衔），按例本可留京或任要地学官，却最终外放江西金溪知县（实授七品），已是翰林外放的下等安排，大概率早因性格锋芒露骨被朝堂同僚排挤。 三年知县，考评恶劣，直接被革去实职 在金溪任上，虽百姓拥戴，但因顶撞上司、蔑视同僚、不循官场潜规则，考评被定为劣等，被两江总督沈葆桢参劾，革去知县职，改选教职（从七品，闲职，无实权），等于仕途直接被打回原点，连“七品县官”的实职都保不住。 后续二十余年，彻底无升迁，沦为赋闲乡绅。从江西被革后，他再未获任何实职任命，只能回绍兴老家做乡绅，靠翰林头衔和家族田产度日，直至1893年科场案爆发，连乡绅的安稳日子都彻底终结。 鲁迅 周福清的确属于进士翰林里，混的最差的一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