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国家以2400元的价格收购一名大三学生的画作。没曾想，不久之后，这幅画竟然成了中国美术馆的镇馆之宝。 这个大三学生叫罗中立，那年他32岁，在四川美术学院油画系读三年级。2400块钱搁现在不算啥，可在1980年，普通工人一个月工资才三四十块，2400块够在县城买两间瓦房。罗中立拿到这笔钱的时候，先还了学校50块钱的材料费，剩下的大头请班上同学吃喝了一顿，花了23块。他说那是他这辈子最奢侈的一顿饭。 这事儿得从1975年说起。那年除夕夜，重庆沙坪坝一个公厕旁边，罗中立看见一个中年农民蹲在粪池边上守粪。雨夹雪往脸上砸，那人冻得直哆嗦，手里夹着旱烟，一动不动盯着粪池，连年夜饭都没回去吃。那个画面像钉子一样扎进罗中立脑子里——什么样的日子，能让人在除夕夜守着粪池过？后来他才知道，那时候肥料金贵，生产队派专人看着，怕被人偷了去。这个守粪的农民，成了《父亲》的第一个原型。 另一个原型在大巴山。罗中立十几岁下乡，住在巴中县一个叫邓开选的农民家里。那老头话不多，每天天不亮就下地，天黑透了才回来，一年到头没见他歇过。罗中立后来回忆，邓开选身上的那股劲儿，跟守粪农民不一样——守粪农民让他心疼，邓开选让他敬重。一个是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的人，一个是把苦难扛成责任的人。这两个人合在一起，才有了《父亲》那张脸。 1980年夏天，罗中立把自己关在川美一间不到十平米的宿舍里，开始画这幅画。他当时手里没多少钱，买不起大画布，最后是系里一个老师用手工缝了两块布，拼成216×152公分的尺寸。这尺寸是故意的——那个年代，只有画领袖像才用这么大的尺幅。罗中立一个普通农民，画这么大，放在展厅里跟毛主席像一般高。他那些同学知道了，有人劝他别惹麻烦，有人干脆说画好了也别送展，怕给学校招事儿。 罗中立没听。他把画取名叫《我的父亲》，送去了四川省美协的初选。审稿的时候，有人提了个意见：这画太苦了，能不能给老人耳朵上别支圆珠笔？意思是要体现新社会农民有文化。罗中立想了想，真给加上了。他不是妥协，是想把这支笔当成时代的注脚——后来他自己说，这支笔歪歪扭扭挂在老人耳朵上，正好记录了那个时期政治和艺术的关系，不是画蛇添足，是历史证据。 画送到北京参加第二届全国青年美展，评委吴冠中看完，把“我的”两个字划掉，只留“父亲”。吴冠中说，这不是你一个人的父亲，是整整一代人的父亲。这话一点没错。画上的老人，黝黑的脸上沟壑纵横，干裂的嘴唇只剩一颗牙，眉弓上挂着汗珠，粗糙的手捧着一个旧瓷碗。你说他是守粪农民也行，是邓开选也行，是那些年弯腰驼背把儿女养大的任何一个人都行。 这幅画拿了那届美展的金奖。中国美术馆要收藏，给了罗中立400块钱。你没听错，就是400块——网传的2400块是后来某些报道的误传，当时的收购价确实是400，还被学校扣了50块材料费。罗中立拿着剩下的350块，请全班同学吃饭喝酒，花了23块。他说那23块花得值，因为那些同学里，有人帮他缝过画布，有人替他扛过画框，有人在他被人劝“别惹麻烦”的时候，说了一句“画你自己的”。 这画后来成了中国美术馆的镇馆之宝。但有意思的是，罗中立自己后来说，他获奖之后，只见过这幅画三次。它太忙了，到处被借展，厦门、上海、浙江、苏州、重庆，来来回回跑。有段时间媒体说《父亲》很累，该歇歇了。可罗中立不这么看，他说画就是给人看的，放在库房里才是真累。 2015年，《父亲》第一次回到重庆展出，罗中立带着自己的父亲和孙子，站在画前照了一张全家福。照片里老人已经很老了，跟画上那个“父亲”差不多年纪。罗中立站在中间，表情很平静，看不出激动。但有人注意到，他站在那儿看了很久，比看任何一幅画都久。 我有时候想，那400块钱，买走的不是一幅画。是罗中立对大巴山的记忆，是守粪农民冻僵的手指，是邓开选弯了一辈子的腰，是千千万万中国农民从来没被正眼瞧过的那张脸。这幅画进美术馆那天，那些脸才终于挂在了墙上，跟领袖像一样大。 罗中立后来当了四川美术学院院长，再后来退休了，还在画画，画的还是农民。有人问他为什么不换个题材，他说：“那些年在农村，我欠他们的。”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