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旭大校指出：一个“死不改的陋习”，是我们近代屡败不胜的根本原因。 戴旭这句话，说得可真重。可仔细想想，他说的这个“陋习”，到底是个什么东西？1886年，北洋水师的铁甲舰开进日本长崎港，那时候定远、镇远两艘巨舰往那儿一摆，日本人的脸色都变了——那是东亚最强大的舰队，日本人看着就哆嗦。就在那次访问中，北洋水兵跟日本警察打起来了，死伤了几十人。英国教官琅威理当场就火了，撂下一句话：“现在打，日本海军还没有成型，一锅就能端了！”可丁汝昌呢？愣是没动手，带着舰队走了。后来呢？日本天皇带头捐款，全国勒紧裤腰带造军舰，老百姓省吃俭用给海军凑钱。八年之后，日本人在黄海上把那两艘巨舰炸沉了。你说这事儿气人不气人？机会摆在眼前，就是抓不住，怕这怕那，最后把脖子送过去让人砍。戴旭说的这个“陋习”，就是这玩意儿——心里头没个“公”字，只有自己的那点小算盘。 戴旭在《近代中国强军梦》里讲过一段话，我记到现在。他说晚清的时候，光绪皇帝自己在诏书里都承认：“我中国之弱，在于习气太深，文法太密。庸俗之吏多，豪杰人士少……公事以文牍相往来，而毫无实际。人才以资格相限制，而日见消磨。误国家者在一私字，困天下者在一利字。”你看看，连皇帝都知道毛病出在哪儿——一个“私”字，一个“利”字，把整个国家的精气神儿给抽空了。曾国藩当年也骂，说京官办事有两大毛病，叫“退缩”和“琐屑”；外官也有两大毛病，叫“敷衍”和“颟顸”。这不就是咱们现在说的“混日子”吗？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把公家的事儿当成自己的差事，糊弄过去就得了。 更扎心的是日本人的评价。明治初年日本外务大臣副岛种臣说过一段话，直戳肺管子：“中国之积习，往往有可行之法，而绝无行法之人；有绝妙之言，而绝无践言之事。彼止贪虚有其名，岂必实证其效哉？”翻译过来就是：你们什么好办法都有，就是没人去干；什么漂亮话都会说，就是没人去做。光要那个面子，不要里子。这话说在十九世纪，一百多年过去了，你品，你细品。 戴旭把这种病叫“政治植物人综合症”——视野短浅，思维陈旧，苟且偷安；缺乏信仰，萎靡不振，畏敌如虎；自私自利，腐败无度；文弱无耻，惜死顾身。这话说得难听，可你看看晚清那帮人，八国联军打进北京的时候，慈禧跑得比谁都快；日本人打进东北，几十万大军一枪不放就撤了；淞沪会战打了三个月，死伤三十万，可后方该发财的发财，该升官的升官，前线将士的血，流得真叫一个不值。戴旭说甲午战争是“心败”——心先败了，仗才打输的。这话我信。一个心里头只有自己那点官职、那点银子的人，你让他上战场跟人拼命，他拼得起来吗？ 到了抗日战争，这事儿更明显了。国民党一百多万军队带枪投敌，这在世界战争史上都少见。冯玉祥回忆，九一八之后蒋介石跟他说：“炮不如人，教育训练不如人，机器不如人，工厂不如人，拿什么和日本打仗呢？若抵抗日本，顶多三天就亡国了。”你看看，还没打呢，先把自己吓趴下了。可另一边呢？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小米加步枪，往敌后插，往日本人心脏里打。戴旭说得好，同样是中国人，怎么差距这么大？说白了，就是心里头有没有那个“公”字。心里有国家、有民族、有信仰的人，炮弹打过来腿也抖，可抖完了，他还往前冲。心里头只有自己的人，枪还没响，先琢磨怎么跑。 戴旭还举过一个例子，让我记了好几年。他说晚清的时候，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觉得把洋人的枪炮学过来就行。可同一时期，美国的西华德已经在搞“太平洋商业帝国战略”，人家想的是怎么把美国的势力铺到整个太平洋去。这就是差距——一个是盯着人家手里的枪看，一个是盯着全世界的棋盘看。戴旭说，晚清不是没有聪明人，曾国藩有个幕僚叫赵烈文，1867年就预言清朝“不出五十年必亡”，结果44年后辛亥革命，真让他说着了。可这样的人呢？一辈子只能把想法藏在箱底，不敢说，说了也没人听。 那你问我，戴旭说的这个“死不改的陋习”，到底改了没有？我觉得，有些人改了，有些人还没改。改了的人，像丁先国那样，当了大官还穿布鞋、捡破烂、把钱捐给穷孩子；像李景均那样，明明能留在美国享福，偏要回国教书，最后被逼走了，还惦记着儿子死在火车上；像朱彦夫那样，没了手脚还带着全村人刨地、种树、挖井。这些人心里头装着的不是自己那点得失，是别人、是公家、是这个国家。没改的人呢？我就不说了，大家心里都有数。 戴旭在演讲最后说过一段话，我印象特别深。他说，衡量一个国家是不是真强大，不是看它有多少飞机大炮，是看它心里头有没有信仰。晚清的时候，大清国GDP占世界的三分之一，兵比谁都多，钱比谁都足，可一打就散，一碰就碎，为什么？因为从上到下，心里头都是空的。现在咱们日子过好了，别光顾着数钱，也得时不时摸摸自己的心口窝，问问自己：我信什么？我为谁活着？我要往哪儿走？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