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安康，一五十岁女教师在回家路上，先被一辆车撞倒，还没等人反应过来，第二辆车又碾了过来。更残忍的是，这辆车没有停下，而是把她拖行了整整5.9公里，当场死亡。车上坐的，是几位高速系统的“头头脑脑”。司机醉驾、超速，事后还找人顶包、销毁证据。本来一场事故，被他们玩成了精心策划的“大戏”。 荣荣是一位普通的中学教师，在同事和学生眼中，她温和、尽责，像无数基层教育工作者一样，用粉笔书写着自己平凡却有意义的人生。 2024年4月29日，荣荣像往常一样结束了学校的工作，踏上了回家的路。 从学校到家的那段路，她走过无数次，熟悉到可以闭着眼睛描述出路边的每一棵树。 然而，命运在她途经某段公路时，骤然转向。 当晚，荣荣在回家途中，首先遭遇了第一辆汽车的碰撞。 荣荣的身体在第一次撞击后，倒在了冰冷的沥青路面上。 如果此时，后续的车辆能够及时避让，或许一个生命还有被挽回的余地。但遗憾的是，最坏的情况发生了。 仅仅片刻之后，一辆载有5人的汽车疾驰而来。 这辆车上的乘客，身份颇为特殊，他们均在某养护管理中心担任过重要岗位，其中，车辆所有人薛某旭，当时正是该中心的主任。 而驾驶人肖某，则是一名醉醺醺的驾驶员。 经检测，肖某血液中的酒精含量远超醉驾标准，属于严重醉酒状态。 他不仅醉驾，还在限速路段上超速行驶。 当他的车灯照亮前方路面时，已经来不及了。 车辆从倒在地上的荣荣身上碾压了过去。 更令人发指的是，这次碾压并未立即停车。 荣荣的身体被卡在了车底，被这辆车拖行了整整5.9公里。 在长达数公里的拖行中，荣荣的生命在极度的痛苦中一点一点流逝，直到车辆最终停下，她的生命也走到了尽头，殁年50岁。 事故发生后，车上的五个人并没有第一时间选择报警、救助，或者停留在现场接受处理。 他们首先想到的，是如何让自己“安全上岸”，一场围绕着“顶包”和“毁灭证据”的串供行动，迅速在这几个人之间展开。 作为车辆所有人的薛某旭，利用自己担任养护管理中心主任的身份和影响力，不仅参与了销毁与事故有关的关键证据，还开始做车上其他人的“思想工作”。 他试图说服其中一人，来为真正的肇事司机肖某“顶包”。 案件发生后，交警迅速介入，通过现场勘查、车辆检验、痕迹比对、证人询问等一系列工作，逐步揭开了这起案件的重重迷雾。 最终，交警部门出具的事故认定书，认定驾驶人肖某醉驾、超速、肇事逃逸，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 随着调查的深入，发现除了驾驶人肖某外，车上其他人员的行为也已触犯了刑法。 2024年，检察院依法对肖某、薛某旭等三人提起了公诉。 对驾驶人肖某，指控其构成交通肇事罪，并具有醉驾、超速、肇事逃逸等多项法定从重处罚情节。 对薛某旭，检察机关认为，薛某旭与驾驶人肖某在“妨害作证”和“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的范围内，构成了共同犯罪。 2025年3月26日，法院依法对本案不公开开庭审理。 庭审中，面对公诉机关详实的证据和清晰的指控，被告人薛某旭当庭否认了公诉机关对其参与共同犯罪的指控。 法庭上，作为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出庭的，是荣荣的家属，他们明确地向法庭表示，不会谅解对方，只求法院重判。 有网友愤慨，醉驾已经够可恶了，撞了人不停车，还要拖行将近六公里，那得是多冷血的人才干得出来的事？更可恨的是事后还想找人顶包、销毁证据，这是把法律当儿戏，把人命当草芥！家属不谅解是对的，这种人必须严惩。 《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司法解释》第五条第二款规定，交通肇事后，单位主管人员、机动车辆所有人、承包人或者乘车人指使肇事人逃逸，致使被害人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的，以交通肇事罪的共犯论处。 本案中，如果证据显示，薛某旭在事故发生后第一时间并未指使肖某逃逸，而是参与了后续的“顶包”和“销毁证据”，那么薛某旭的行为更可能被定性为事后不可罚的妨害司法行为，单独构成其他罪名，而非交通肇事罪的共犯。 不过，《刑法》第三百零七条第一款规定，……指使他人作伪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二款规定，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具体到本案，在妨害作证和帮助毁灭证据这一层面，薛某旭与肖某具有共同的犯罪故意和犯罪行为。 肖某作为肇事者，是“顶包”行为的直接受益人；薛某旭作为组织者和实施者，是帮助犯。二人完全可以构成妨害作证罪、帮助毁灭证据罪的共同犯罪。 此外，根据量刑指导意见，谅解书是重要的酌定从轻情节。 家属明确不谅解，意味着被告人无法获得该减让，法院将在法定刑幅度内从重考量。 对此，你怎么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