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武汉，一50多岁男子去上厕所，突发心梗倒下。同居女友发现后，没有第一时间打120，而是先去敲房东的门，来回折腾了40分钟才叫来急救。房东下去一看，男子躺在床上，全身冰凉，赶紧做心肺复苏，没用。这时才有人拨了急救电话，医生赶到时，人已心跳停止，当晚去世。家属悲愤交加，把同居女友告上法庭，索赔34万。法院这样判决。 高某在武汉打工时，结识了杨梅，两人处了对象，虽然没领证，但日子过着过着就搭伙过到了一起。 据房东林某回忆，这两人是一起来租房的。 当时，林某的丈夫还给杨某安排了一份工作。 后来杨某不干了，但两人依然住在林某家的房子里。 用房东的话说，他们“一直在我家住着”。日子就这么不咸不淡地过着，直到2025年4月27日那个夜晚，一切都变了。 那天晚上9点多，夜色已浓。 杨某突然急匆匆地跑到楼上，拍响了房东林某家的门。 开门的是林某的儿子，杨某似乎有些慌张，但当时并没有说清楚发生了什么。 林某的儿子只是告诉杨某，家里人都已经睡了，有什么事明天再说。杨某便转身下楼了。 然而，仅仅过了两分钟，急促的敲门声再次响起。 这次杨某显得更加急切，坚持要房东一家下去看看。 林某和丈夫意识到可能出了大事，赶紧跟着杨某下楼。 眼前的场景让他们大吃一惊，高某直挺挺地躺在床上，面色灰败，林某的丈夫伸手一探，心顿时沉了下去。 高某全身冰凉，已经没有气息了。 杨某在旁边语无伦次地解释说，是上厕所的时候，人突然就倒在里面了。 慌乱之中，林某的儿子在当晚21点38分拨打了120急救电话。 三分钟后，救护车呼啸而至。随车医生的急救病历上，冷冰冰地记录着几行字：“患者40分钟前被家属发现晕倒在厕所，呼之不应……到达现场后，患者平卧于床上，已无呼吸心跳……” 医院初步判断是“急性心肌梗死，心源性猝死，高血压”。 从高某被送到医院，到医生宣布临床死亡，中间只有短短的15分钟。 晚上22点18分，高某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这一刻。 几天后，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上，白纸黑字地写明了死因：急性心肌梗死。 料理完高某的后事，悲痛欲绝的家属们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他们开始反复追问一个细节：从高某发病，到救护车赶到，中间隔了将近40分钟。 在那段足以决定生死的黄金抢救时间里，唯一在他身边的杨某，到底做了什么？ 家属们认为，杨某作为和高某共同居住的人，在高某突发疾病时，没有尽到及时的救助义务。 如果杨某能早点呼救，或者采取一些基本的急救措施，高某或许还有生还的希望。 于是，他们一纸诉状将杨某告上了法庭，索赔各项损失共计34万余元。 法庭之上，杨某辩称，自己并非专业的医护人员，面对突发的心梗，也手足无措，不知道如何施救。而向房东求助也是一种救助方式。 杨某认为，自己已经做了能做的事，高某的死亡，根本原因在于其自身严重的疾病。 法院会怎么判决？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该条款确立了侵权责任的一般原则，即过错责任原则。但过错责任的成立，需以行为人负有某种注意义务为前提。 本案中，高某与杨某虽非夫妻关系，但二人长期共同居住生活于同一出租屋内。 法院认为，这种共同居住关系，使得双方在日常生活上形成了紧密的相互依赖与联系，相较于普通社会公众，彼此之间负有更高的相互关照义务。 当一方处于生命健康面临紧迫危险的境地时，另一方作为现场唯一知情人，理应负有及时救助的作为义务。 因此，法院认定杨某负有对高某的合理救助义务。 法院进一步审查指出，根据急救中心急救病历的记载，患者40分钟前被家属发现晕倒在厕所，呼之不应，遂请房东拨打120求助。 结合房东林某的陈述，高某被发现时已全身都凉了，而急救电话拨打时间为当晚21时38分。 这意味着，在这40分钟内，杨某未能第一时间拨打120急救电话，亦未能采取其他有效救助措施，而是先尝试向房东求助，在房东未及时响应后，才最终促使房东之子拨打急救电话。 法院认为，杨某在发现高某异常后，未在第一时间呼叫专业急救力量，客观上延误了救治时机，导致高某错过了最佳抢救时间。 这一不作为行为，违反了其作为共同居住人所负有的合理救助义务，主观上存在过失，客观上造成了损害后果的扩大，依法构成过错侵权。 不过，高某自身突发急性心肌梗死，系心源性猝死，这是其死亡的根本原因，应承担主要责任，而杨某的未及时施救是次要原因，承担次要责任，法院酌定杨某承担15%的赔偿责任。 最终，法院判决杨某赔偿总额为51843元。 对此，你怎么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