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钟表大亨俞征伟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那就是不和那些买船票离开的人同行，而是和家人共同留守在大陆，因为他是一个故土难离的人，对自己的家乡和祖国的怀有深深的眷恋和热爱。 那段时间，俞征伟时常一个人站在自家店堂里，盯着墙上那座老式自鸣钟发呆。 那座钟从他父亲那辈就开始走了，几十年没停过。 亲友们轮番上门劝他，说现在不走就来不及了，总得给自己留条后路。 可他听完只是摇摇头，摸了摸橱窗里那些从欧洲运回来的精密钟表，说了句：“祖宗的铺子开在这儿，根就在这儿，哪儿也不去。” 这话搁在当时，不少人都觉得他太固执。 有人问他，你不走，就不怕将来出什么事？他倒是想得很简单：他从民国初年就在这条街上做买卖，亲眼看着上海从一个小码头变成了大都市，这份感情不是说放下就能放下的。 他舍不得这条街，舍不得那些老主顾，更舍不得自己一手撑起来的这份家业。 时间一晃到了1954年深秋，有一天街道干部来到俞家，跟他说了公私合营的政策。 那天俞征伟正坐在书房里擦一块老怀表，听完干部的解释，他没怎么犹豫，当天就把家里人召集到一起，说了一句很实在的话：“国家要往前走，咱们生意人不能掉队。” 第二天一早，他就让账房先生开始盘账，三家门店的房契、仓库里那些进口零件、保险柜里收藏的古董名表，一样一样清点清楚。 他那批收藏里有块怀表，据说是当年给李鸿章定制的，珐琅面儿，做工精细得很，是他最舍不得的东西。 他老伴看着那些箱子被抬出来，心里多少有些不落忍，毕竟这些都是两代人攒下的家底。 俞征伟倒是看得开，指着墙上那块挂了多年的“实业救国”匾额跟她说：“以前办实业是为了让国人用上好钟表，现在交给国家，是为了让更多人过上好日子，道理是一样的。” 这话听着简单，可做起来不容易。 装箱那天，俞家老宅的天井里摆开了十几口大木箱，他带着儿子一件一件地清点，百达翡丽的腕表要用软布裹好，国产的“三五牌”台钟得检查机芯稳不稳，就连学徒们平时练手用的零件模具，也都编了号装进去。 邻居们围在门口看热闹，有人小声嘀咕，说这俞老板是不是犯傻了，好好的家业全交出去。 俞征伟听见了也不恼，举起手里一块刚调好时间的腕表，笑着说：“你看这指针，总要跟着钟摆走。个人的日子再好，也得跟着国家的步子走才踏实。” 后来据史料记载，俞征伟把价值一万两千元的九十八只名贵手表，全部拿出来向公私合营的企业投了资。 那可不是一笔小数目。他不仅把家底交了出去，还主动给厂里的老师傅们涨了工资，把自己琢磨了几十年的钟表维修手艺编成教材，免费送给了国营钟表厂的工人。 有人说他傻，放着好好的私营业主不当，非得折腾这些。 他倒是在职工大会上说过一句实在话：“铺子姓公姓私不重要，重要的是能造出中国人自己的好钟表。” 回过头来看那段历史，俞征伟这个人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 一个从民国初年就在南京路上做买卖的人，亲眼看着这条街从冷清变热闹，看着那些老顾客从青丝变白发，这种感情，不是一张船票就能割断的。 他做的这个决定，对得起祖宗，也对得起后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