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国的两大问题，不是台湾问题，不是与美国的问题，也不是与日本问题，最难解决的，一是为国外势力做事的隐藏在国内的人，其中一部分甚至不自知自己在做什么；二是那种渗进骨子里、消磨战斗力的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它让上面的好经被念歪，让内部的活力被内耗。 前阵子国家安全机关通报了个案子，一个在读研究生小金，在校内论坛上看到某国驻华使馆招聘经济学、管理学的研究生当兼职研究助理。 待遇不错，工作内容听起来也挺“学术”——就是在网上查查公开的经济数据，写写分析报告。小金觉得这简直是天上掉馅饼，既能丰富简历又能赚钱，立马就投了简历。 一开始对方确实挺“规矩”，就让查查公开数据。可合作深了，味道就变了。对方要求签《咨询顾问协议》，研究方向慢慢从经济转向了政治、能源、国际热点这些敏感领域，还指导他怎么搜集分析敏感数据，甚至希望他介绍相关领域的专业人士。 小金后来感觉不对劲，主动停了。可他不知道的是，跟他接触的那位“使馆工作人员”，压根就是境外间谍情报机关的人。要不是他收手早，加上确实不知情，后果就难说了。 这种套路现在多得是。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就盯着两类人：一种是像小金这样有专业背景、需要实习或兼职的学生、研究人员；另一种是那些心理失衡、对单位或社会有怨气的人。后者更危险，因为他们往往是有意为之。 这些“看不见的敌人”可怕在哪？就在于他们的隐蔽性和渗透的日常化。他们可能就是你身边的同事、同学，甚至可能是某个看起来人畜无害的网友。 境外势力现在玩的是“长线钓鱼”，不急于一时，通过感情投资、金钱诱惑、抓住把柄控制，慢慢把一些人变成他们的信息源。而有些人，直到东窗事发，才意识到自己干了什么。 如果说“看不见的敌人”是从外部侵蚀，那“自己人折腾自己人”就是从内部消耗。这就是那根更让人无语的刺——渗进骨子里的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这玩意儿不像间谍活动那样惊心动魄，但它像慢性毒药，一点点消磨组织的战斗力，让上面的好政策到了下面全变了味。 山东省嘉祥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跟一家企业签协议，委托人家建设本县市场监管业务信息平台。作为回报，允许这家企业在辖区独家开展食品、医药等领域的从业资格培训。 协议一签，县市场监管局就忘了“商户自愿培训”的原则，要求各市场监管所配合这家企业向商户推广培训，变相强制收费。三年下来，两千多商户被收了82万多培训费。这哪是监管，这分明是合伙做生意，把管理对象当成了“摇钱树”。 湖北省麻城市城管执法局户外广告设置管理办公室，为了在“麻城党员”微信公众号的微视频网络评选中拿个好名次，居然在市城管大会战指挥部的工作群里，以指挥部的名义下发通知，要求各社区为他们投票，还把投票情况和平时工作考核挂钩。为了个面子工程，连行政命令都敢伪造，这官僚主义真是做到“创新”境界了。 还有些干部，调研就是“打卡式”走过场。比如贵州省政协原高层周建琨，在毕节当市委书记时，调研日程排得跟赶场一样，一天跑十几个点，到了地方跟基层干部握个手、拍个照，简单聊几句就走人。群众真正的困难他了解多少？恐怕连当地干部姓啥都记不住。调研成了“秀场”，问题依旧摆在那里。 最可恨的是那种“政绩工程”、“形象工程”。湖南汝城县，一个国家级贫困县，不想着怎么脱贫，却大规模举债搞城市开发。 2008年以来，违规建了10栋办公楼，11个广场公园，26条市政道路，几乎一半的财政支出都砸在这上面。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直到2017年，县城边上还有两个自然村没通电，67个村民靠山泉水和煤油灯照明。贫困村改厕计划完成率不到35%。这种扭曲的政绩观，眼里只有光鲜亮丽的面子，没有民生疾苦的里子。 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这对“孪生兄弟”，危害有多大？它让基层干部疲于应付各种报表、检查、留痕，没精力去解决实际问题；它让好政策在传递过程中不断衰减、变形，甚至走向反面；它割裂了干部和群众的联系，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公信力。 更可怕的是，它形成了一种“劣币驱逐良币”的环境。那些踏实干事、不搞花架子的干部，可能因为“不会来事”而得不到重用；而那些善于包装、精于应付检查的人，反而可能步步高升。长此以往，组织的活力和战斗力就会被这种“内耗”一点点榨干。 “看不见的敌人”和“自己人折腾自己人”，这两大问题看似不相关，实则内在勾连。境外势力为什么能轻易找到策反目标？很多时候就是钻了我们内部管理的一些空子，或者利用了某些人因不公待遇而产生的怨气。 而官僚主义、形式主义造成的效率低下、人心涣散，恰恰给了外部渗透可乘之机。一个健康、有活力、公平公正的内部环境，本身就是抵御外部侵蚀最好的防火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