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作家史铁生突发脑溢血，医生问他的妻子陈希米：“救不救？”没想到陈希米却说：“让他走吧，”随后，史铁生浑身抽搐，不久后离开了人世。 2010年12月31日凌晨3点46分，北京友谊医院ICU的监护仪发出长鸣。 当医生问妻子陈希米“是否继续抢救”时，她望着病床上浑身插满管子的丈夫，平静说出“让他走吧”。 这四个字不是放弃，是三十八年轮椅相伴的深情注脚，更是一个灵魂对另一个灵魂最透彻的懂得。 1972年，21岁的史铁生因腰腿疼痛住进北京友谊医院，诊断结果是“腰椎裂柱病导致双下肢瘫痪”。 这个曾在陕北插队时奔跑如风的青年，突然被钉在了轮椅上。 起初他脾气暴躁，摔杯子砸碗，甚至觉得活着就是遭罪。 直到母亲默默推着轮椅带他逛地坛公园，看老柏树抽芽、蚂蚁搬家，他才在文字里找到出口。 《我与地坛》里那句“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成了他与命运和解的开始。 此后三十年，史铁生的身体像台老旧的机器。 1986年确诊肾病，1998年转为尿毒症，靠每周三次透析维持生命。 他戏称自己是“职业病人”，却从未放下笔。 《务虚笔记》《病隙碎笔》等著作接连问世，字里行间是对生死的通透。 而陈希米与史铁生的相遇，简直像小说里写好的情节。 1989年，37岁的陈希米已是出版社编辑，读到《命若琴弦》时被深深震撼。 这个坐在轮椅上的男人，竟能把残疾写得如此诗意。 她辗转找到史铁生的地址，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寄去一本自己翻译的《论摄影》。 史铁生回信了。 信里没有客套，只有对文字的赤诚：“你的译笔让我看见另一种可能，像在沙漠里找到一眼泉。” 此后三年，他们通过书信探讨哲学、文学、生死。 陈希米成了史铁生与外界连接的“眼睛”，帮他查阅资料、整理书稿。 1991年，两人在雍和宫附近的出租屋里结婚。 没有婚礼，只有史铁生用歪斜的字写下的誓言：“希米，你来了，我才敢死。” 所谓灵魂伴侣，不过是你在黑暗里摸索时，有人递来一盏灯，还说“我陪你走到底”。 婚后的日子，是轮椅与病床交织的岁月。 陈希米学会了给史铁生打针、按摩萎缩的双腿，甚至在他透析时帮他翻书、念稿。 有次史铁生半夜突发心衰，陈希米背着他跑下六楼，拦出租车直奔医院。 途中他咳出的血染红了她的衬衫，她却笑着说：“没事，吐干净就好了”。 2000年，史铁生因尿毒症开始规律透析。 每次治疗四小时，陈希米就坐在旁边织毛衣、看报纸，偶尔抬头看他一眼，确认他没睡着。 久病床前无孝子，可陈希米用二十年证明，爱情不是风花雪月，是透析管插进血管时，你握着我的手说“不疼”。 史铁生对生死的态度，陈希米比谁都清楚。 他在《病隙碎笔》里写过：“死亡是一定会到来的节日，何必急着拆礼物？” 2006年，史铁生病情恶化，医生提议换肾，他却拒绝了：“我的身体已经习惯了透析，没必要折腾。” 而陈希米支持他的决定：“他说不想活受罪，我就陪他不遭罪。” 2010年12月30日晚，史铁生突发脑溢血。 陈希米赶到医院时，他已经昏迷，浑身抽搐。 医生告知“即使抢救过来也可能是植物人”，她想起史铁生曾说“宁愿站着死，不愿躺着活”，想起他每次透析后虚弱却坚定的眼神。 这个与死神拔河一辈子的人，大概不想输得太难看。 于是，当医生再次询问时，她平静说出“让他走吧”！ 监护仪上的数字逐渐归零，史铁生脸上竟带着一丝微笑。 史铁生走后，陈希米整理遗物时发现一个笔记本，最后一页写着：“如果我死了，把我的脊椎骨留给医学研究，心脏捐给需要的人，剩下的骨灰撒在地坛公园的老柏树下。” 她按照他的遗愿一一办理，只在墓碑上刻了六个字：“铁生，希米在此”。 有人不理解她的决定，说“哪怕多活一天也好”。 陈希米却在一次访谈中说：“他写了那么多关于死亡的文章，难道我会不懂他的心思？他一生都在追求精神的自由，最后这一步，我怎能让他被管子绑住？” 这世上最深的爱，不是拼命留住你的人，而是尊重你选择离开的方式。 史铁生曾说“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而陈希米用“让他走吧”为他办了一场体面的葬礼。 这场跨越三十八年的陪伴，没有惊天动地的誓言，只有轮椅上的相视一笑，透析时的紧握双手，以及最后那句“让他走吧”的默契。 有些人活着，是为了证明生命可以有多顽强，有些人离去，是为了告诉我们，爱可以有多通透。 史铁生走了，但他的文字还在，陈希米的等待也在。 这，大概就是生死相知最好的样子。 主要信源：（海峡导报——史铁生紧急住院,医生问他的妻子:“要不要救?”陈希米回应:“不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