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三十九年，裕王府里添了皇孙，嘉靖帝一高兴，直接赏赐李妃娘家十万匹丝绸，价值六十万两白银。 这笔赏赐相当于一个浙江巡抚五千年以上的年俸。明朝巡抚年俸不过一百多两银子，郑泌昌当年被审时还拿这个当借口辩解，说俸禄太低才贪。十万匹丝绸按国内六两一匹算，已是天文数字，更别提吕芳汇报的织造局刚谈成五十万匹出口西洋生意，每匹多赚九两，利润惊人。 对比之下，海瑞在兴国知县任上，一年俸禄才三十几两，大半用来给病妻买药。妻子因丧女悲伤动胎气，孩子也没保住，三年多卧病不起，家境窘迫到极点。 国库那时已极度空虚。东南倭寇扰边，北方俺答不断，军饷拖欠严重。六品以下京官过年只能领两斗米、两升胡椒、十吊铜钱，天子脚下饿殍随处可见。改稻为桑国策在浙江推行，逼民种桑，田地改种导致粮食减产，百姓苦不堪言，国家已濒临崩溃边缘。 嘉靖却为一个孙子，随手拿出江南织造局半年产量一半的丝绸赏亲家。这不是单纯的慷慨，而是帝王逻辑的极致体现：家国一体时，天下财货皆为私用；一旦私欲优先，公器立刻崩坏。赏赐看似天恩，实则加速掏空国本，暴露了皇权不受约束的致命缺陷。财政已捉襟见肘，边防军需难以为继，却还能轻易挥霍相当于无数官员一生俸禄的总和，这种反差正是大明由盛转衰的缩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