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中国驻瑞典大使耿飚遭到瑞典军官的轻视："你带过多少兵？"谁知耿飚轻飘飘说了一句，瑞典官员立刻肃然起敬。 当时那位瑞典高级军官端着酒杯踱过来，语气里带着几分审视，问的是眼前这位东方外交官的军事资历。耿飚没有被激怒，只是平静地呷了口酒，用聊家常的口吻说：解放军第十九兵团，三个军，十几万人。 宴会厅当场安静下来，那位军官下意识地并拢双脚，向耿飚行了一个正式的军礼。 这份底气，不是凭空来的。 1934年11月，湘江边上，25岁的耿飚正率领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在尖峰岭一带打阻击。彼时中央红军已经开始长征，湘江渡口是生死关口，后面跟着的是国民党十五个团的追兵。 耿飚所部的任务，就是用一个团死死顶住这十五个团，给中央纵队渡江争取时间。 这一仗打了整整三天。 尖峰岭失守后，耿飚的指挥所直接暴露在敌人正面，七八个敌兵冲到跟前，耿飚大喊一声"拿马刀来"，带人扑上去徒手格斗，等打完这一股，耿飚浑身上下已经糊满了血，血腥味让耿飚不停干呕。 仗打到后来，耿飚身边只剩下两个人，军团保卫局长罗瑞卿端着手枪赶到督战，看见耿飚裹着毯子，以为耿飚擅自退阵，差点当场发难，直到弄清楚耿飚是打摆子发高烧，才知道是误会。 整个湘江战役，红军从出发时的八万六千人锐减到不足三万，是长征中代价最重的一仗。 耿飚所部完成阻击任务后，师长陈光、政委刘亚楼对耿飚的表现给出了高度评价，聂荣臻后来在回忆录中也提到，四团在湘江边的阻击打得相当出色。 正是这段经历，让耿飚在枪林弹雨里磨出了一种难以言说的沉稳。到了1944年，这种沉稳被用在了一件完全不同的事上。 当年美军派遣观察组深入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考察，任务极为敏感，既要穿越日军封锁线，又涉及与外国军事人员的协调联络。周恩来点名让耿飚全程陪同护送。 耿飚带队带着这批美国人在敌占区里穿行，日军封锁线密布，沿途随时都可能出意外，但耿飚把整个任务完成得一点差错也没有。 正是这次护送任务，让周恩来看到耿飚身上有一种军人少有的特质：直接但不莽撞，强硬但有分寸。 1950年耿飚被调离西北战场，接到去瑞典出任大使的命令时，耿飚自己都懵了，跑去跟周恩来说自己只会打仗，不懂外交，怕出去给国家丢脸。但中央看中的正是耿飚这种特质。 于是那个在湘江边上指挥阻击的团长，换上了外交官的行头，在斯德哥尔摩的宴会厅里，用十几万人三个军的家底，让瑞典军官自愿立正行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