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李玫瑾建议，凡是扶了老人被要求天价赔偿的，在老人拿不出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可以按“敲诈勒索”起诉，即便不能够判刑，也要高额罚款，进行严惩！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感谢您的支持！ 说实话，这种念头听起来有点冷血，但又非常真实。不是大家心肠变硬了，而是这些年类似的事情听得太多了。谁也不想好心办坏事，更不想因为一时的善意，最后把自己拖进一场说不清道不明的麻烦里。 也正因为这样，“扶不扶”这三个字，居然慢慢变成了一道社会选择题。按理说，这种题根本不该存在。一个人摔倒了，旁边的人伸手扶一把，本来是再普通不过的事，甚至连讨论的必要都没有。但现实偏偏把这件小事变得无比复杂。 事情的转折，其实就出现在那些被反复传播的案例里。有的人好心扶人，结果被指认是肇事者，赔钱、打官司，甚至被拖上舆论的风口浪尖。久而久之，大家心里就慢慢形成了一种防御机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这其实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变化。因为当人们开始习惯性地怀疑善意时，社会的温度就会一点点下降。 你想想看，如果一个老人真的摔倒在路边，周围一圈人都在看，却没人敢上前，那种画面其实挺让人难受的。不是因为人变坏了，而是因为大家都怕。 怕什么？怕的是被反咬一口。所以这几年，关于“扶老人被讹”的讨论一直没停过。有人说要装行车记录仪，有人说要录视频，有人甚至开玩笑说要先找几个证人再扶。听起来好像有点荒诞，但背后其实是一种集体的不安全感。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犯罪心理学专家李玫瑾在2024年提出了一个很直接的建议：如果有人扶了老人，却被对方要求天价赔偿，而老人又拿不出任何证据，那这种行为完全可以按照“敲诈勒索”来处理。 很多人第一次听到这个说法时，其实都有点意外。因为过去大家总觉得，这种事情最多算是民事纠纷。 你说是我撞的，我说不是，最后就靠调解、取证、甚至是“各打五十大板”。但李玫瑾的这个观点，其实把问题的性质一下子说透了。 如果一个人明知道对方没有撞自己，却故意指认、索要赔偿，那本质上就不是普通纠纷，而是一种利用道德压力进行的敲诈。说白了，就是想用“老人弱势”这个身份当护身符。 很多人不敢反驳，也不敢较真，最后只能花钱了事。这种事情一旦有了成功案例，就很容易被模仿。久而久之，就会形成一种非常恶劣的社会示范：原来讹人也能赚钱。 这才是真正的问题。因为这种行为伤害的不只是被讹的那一个人，而是整个社会的信任。一旦大家普遍觉得“做好事有风险”，那最先消失的不是恶意，而是善意。 所以李玫瑾的建议，其实抓住了问题的核心：如果没有证据，却恶意索赔，那就应该承担法律责任。哪怕最后达不到刑事判刑的程度，也应该有高额罚款甚至行政处罚。 为什么要这么做？其实很简单。因为只有让讹人的成本变高，事情才会慢慢回到正常轨道。现在很多人之所以敢这么做，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风险太低。 就算被拆穿，最多也就是调解一下，道个歉，事情就过去了。既然代价这么小，自然就有人愿意赌一把。 但如果法律明确告诉所有人：这种行为可能被认定为敲诈勒索，那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一个是“可能赚一笔”，一个是“可能被罚甚至留下案底”，大多数人都会立刻冷静下来。 很多人可能会问，那老人如果真的被撞了怎么办？其实这就是法律最基本的逻辑，谁主张，谁举证。既然提出索赔，就应该拿出证据。监控、目击者、现场痕迹，这些都是可以调查的。 真正有理的一方，其实并不需要担心。需要担心的，反而是那些试图钻空子的人。而且从更大的角度来看，这件事其实不仅仅是法律问题，更是社会信任的问题。一个社会如果连基本的互助都要反复权衡风险，那说明信任已经出现裂缝了。 信任这种东西，说起来很抽象，但其实非常脆弱。它不是靠宣传建立的，而是靠规则保护的。当人们知道做好事不会被坑，甚至有法律在背后撑腰，那善意自然就会慢慢回来。 反过来，如果恶意行为总是得不到惩罚，那再多的道德呼吁也没用。人不是不想做好事，而是怕完好事之后，反而变成麻烦的开始。 所以李玫瑾的这个建议之所以引起这么多讨论，其实是因为它说出了很多人的心声。大家不是不愿意扶老人，而是不想被当成“冤大头”。 只要这个问题解决了，其实很多事情都会恢复正常。路边摔倒的人有人扶，帮助别人的人也不用提心吊胆，这才是一个社会应该有的样子。 说到底，善良从来不是问题，问题是善良不能被利用。当法律开始为好人撑腰的时候，社会的风气往往也会慢慢改变。那些试图利用人心的算计者，一旦发现代价太高，自然就会收手。 而普通人，也就不需要再在“扶还是不扶”之间纠结了。毕竟，一个正常的社会，不应该让善意变成一场赌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