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匪首宋殿元发现有个妇人颇具姿色，强迫她拜堂。拜把子兄弟觉得他做的太过，他却说："这一带的女人我都喜欢过了！" 1933年，日本关东军调集刘桂堂、李守信等部约一万六千余人大举进攻察哈尔省。冯玉祥、吉鸿昌等人随即在张家口拉起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一度收复了康保等地。 然而没多久，在日军与国民政府的双重压力下，同盟军被迫解散，察哈尔的抗日力量遭到严重削弱。 1935年6月，察哈尔省政府代主席秦德纯被迫与关东军特务长土肥原贤二签订协定，撤退张家口驻军，协助日方在内蒙活动，察哈尔的主权从此名存实亡。 1937年8月，日军攻陷张家口，察哈尔全境落入日伪之手。 占领区内，日本迅速搭建起一套伪政权体系，皇协军、保安队、警察中队遍布乡间，负责维持占领区治安，配合日军扫荡抗日力量。 宋殿元这类熟悉地方地形、手里有一批亡命之徒的土匪头目，对日本占领军来说正是现成的工具。 宋殿元跪得毫不犹豫，摇身一变成了"察哈尔警察中队"的队长，枪口调转，专门替日伪军指认抗日人员，那些藏在山沟里的同志，许多就是因为他的指认，再没能回来。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伪政权体系瞬间崩解。宋殿元没有停下来等着被清算，转头就钻进了国民党的队伍，混了个骑兵团长的虚衔。 可解放战争打得飞快，他手下那点人马没撑多久就作鸟兽散，宋殿元再度落单。 走投无路之际，宋殿元打起了绥远起义的主意。1949年9月19日，时任国民党绥远省政府主席董其武在傅作义的劝说下，率绥远省国民党军政人员起义，签字仪式就在包头举行。 这场起义人员驳杂，审查一时跟不上，宋殿元趁乱混了进去，想借一身旧军装把过去洗白。不过他本性难改，蛮横惯了，没多久就被清除出去。 包头，是他最后能想到的落脚地。 宋殿元给自己换了个名字，也就是王贵，找了份锅炉工的差事，落脚在"四十大店"旅社的后院。他起早贪黑，对谁都唯唯诺诺，身边带着一个年轻女子，对外称是妻子。 这对"夫妻"住在灰扑扑的院子里，说话不多，存在感极低。 旅社掌柜赵成在江湖里泡了多年，见过形形色色的人。王贵力气大、话少、眉骨到嘴角有一道旧疤，这些都不奇怪。 奇怪的是那个女人，举止和这地方格格不入，有时王贵当班，她就倚着门框对着一张旧军装的照片垂泪。赵成没声张，把疑虑连同对那张照片的描述，送到了新成立的包头公安局。 彼时，新中国正在大规模清查潜伏的反革命分子。 1950年3月，中共中央相继发出《关于剿灭土匪建立革命新秩序的指示》等文件，各地公安机关展开细密排查，发动群众举报，构建起一张从城市到乡村的侦查网络。 赵成多留的那份心，正是这张网上的一根线。 公安人员赶到锅炉房时，"王贵"的反应出卖了他，瞳孔骤缩，猛地后退，将那年轻女子拽入怀中，以她为盾。这个动作，把他几十年欺软怕硬的本性暴露得一干二净。 挣扎没有用，伪装彻底剥落，宋殿元现出原形。 公审大会在康保县举行，当年的亲历者从四面八方赶来。那些被烧毁的房屋、被抢走的口粮、被无辜夺去的命，一件件摆在台上，无可辩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