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 年，一名缉毒民警，以回族老板身份打入毒贩内部，吃饭时，毒贩突然夹起一块猪肉，放进他碗里，谁料，他腾的一下站起来，火冒三丈，怒目圆睁：“你懂不懂规矩？” 1987年的夏天，陈建军刚刚调入缉毒队不久，任务比他想象的还要艰巨。队里分配给他的，是一项极其敏感的卧底任务，需要扮成一名回族生意人，打探活跃在本地的贩毒团伙。 为了混进这个圈子，陈建军白天学习民族习俗，晚上根据经验分析毒贩的行事风格。每次出门都把自己收拾得和生意人一模一样，别人一眼看过去，谁也不会想到，这个“老板”是民警。 刚接上线时，毒贩的警觉让陈建军真切体会到步步惊心。他们总是聚众闲聊，时不时抛出一些“无心”的试探。 一天，他们聚在小饭馆吃饭，毒贩特意夹了一块猪肉放进陈建军碗里，脸上堆着笑，眼神却锐利得很。坐在边上的同事屏住呼吸，气氛骤然紧张。 陈建军作为回族角色，明显不能沾荤。他腾地站起来，脸色一沉，现场瞬间安静下来。对方见状，立马解释自己一时忘了规矩，还拍着胸脯保证下不为例。 试探没有得逞，那些人这才放心了几分。可是这种安心只是一时的，他接触的那伙贩毒分子远比普通人狡猾。他们做什么事都十分谨慎，即便约好了交易，到了地点却常常临时变卦。 陈建军只能频繁奔波，屡次扑空。对方的用意大家心知肚明，就是想试探耐心和诚意。每次都得装作若无其事，还得时刻注意不被怀疑，工作压力可想而知。 过了几天，毒贩们还想着将人往外吊，陈建军索性“翻脸”，佯装大怒，站起来要走，就差没甩脸子走人。他说话的语气很冲：“如果你们再这样拖来拖去，我们老大可有脾气，不干了！” 说完递给对方写着地址的小纸条，说愿意做生意就去那里，否则免谈。这个举动让毒贩明显慌了手脚，生怕错过机会。 当天下午，对方带着“货”就赶来，交易顺利成了埋伏。抓捕现场警员们早就埋伏好，只等信号一到冲上去，迅速制服。 那一次，一共收了五个人，缴获大量违禁品，大家累得汗流浃背，心里都有种说不出的畅快。在这之前，类似的任务并不少。 为了取信对方，陈建军改变作息，常年泡在桌球厅、麻将馆，甚至有时为了磨合关系，连续几天不回家。这份工作要求极高的心理承受能力，尤其被怀疑时，随时可能被对方挟持甚至报复。 一次出任务后，他刚好擦肩遇见疑心重的毒贩，硬是被拉着一起喝酒打牌。从中午到半夜，不得不硬着头皮喝了不少酒，脸上的笑容不能断，心里却始终紧绷。 他知道，自己的一句话、一个动作，都可能成为对方起疑的理由。深夜回到住处，只有搭档在楼下接应，互相点头，彼此心照不宣。 这些年，陈建军通过卧底角色累计破获多起贩毒案。抓人时并没有什么大场面，往往就是在小巷子、小旅馆，几个人一拥而上，控制住局面。 任务完成后，他和同事们总会简单聊几句，不谈“光荣”不讲“伟大”，只关心下一次任务地点。从一名普通警员成长为核心卧底，陈建军身上伤疤不少。 有时冬天冷风里埋伏，几小时不能挪动，膝盖被冻得发麻。回家后，家人问他去哪了，他只说在局里加班。 这样的生活让家人难以理解。妻子常常发现陈建军性格变了，不再像以前那样开朗。面对亲情时的疏离，其实只是保护家人的方式。 很多时候，他只在深夜才能见到熟睡中的女儿，甚至孩子生病，他也抽不出时间回家，整个人始终保持一种警觉。邻居偶尔议论，说他总是来去匆匆，性格好像变得暴躁。 但背后真实原因没有人知道。1987年盛夏，陈建军正打算向组织递交入党申请，却在这时接到一次紧急任务。他来不及多想，迅速与毒贩接头，并带足了资金。 可这次任务不同以往，对方事先已经起了防备之心，一共来了六个人，而且每人手里都有武器。面对这种局面，陈建军没有退缩。他独自赴约，试图完成交易和抓捕。 只是这次情况超出了所有人的预计，等到增援人员赶到时，他已经英勇牺牲。那年他只有二十五岁，生命永远停在了夏天。 直到整理遗物时，局里同事和他的家人才了解陈建军这些年的真实身份。他留给家里的，只有工作证、警服和记录本，日记里都是零星记载的案情。 大家这才明白他这些年变得沉默、严厉、抑或冷淡，背后是特殊工作的压力和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