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冬天，一列列闷罐车从河南、安徽、四川驶出，车厢里挤满了衣衫褴褛的农民。他们不知道终点在哪里，只听说新疆有饭吃。 1960年6月的数据显示，仅河南省的粮食库存就超过25亿斤，而信阳的农民却已经开始用树皮和野草充饥。问题不在于粮食有没有，而在于农民拿不到。 1958年大跃进期间，各地官员竞相虚报粮食产量，有的公社宣称亩产万斤，有的甚至喊出十万斤。数字越报越高，国家的粮食征购指标也跟着水涨船高，从1957年占总产量25%左右，到1959年已逼近36%。 粮食被征走了，公共食堂却还在大锅里煮着稀粥，一碗一碗往外舀，直到有一天锅底朝天，再也舀不出来。 老人先撑不住，孩子跟着哭，青壮年眼睁睁看着家里人一个接一个倒下，却没有任何办法。河南、安徽、四川的部分地区，整村整村的人开始逃。 但逃并不容易。 1958年1月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正式施行，规定农民离开户籍地迁往城市，必须持有当地劳动部门的录用证明或户口登记机关的迁入许可。 这道门槛，把大多数农民死死拦在了原地。此后，中央政府多次下令严禁农民外流，地方民兵把守路口，凡是被抓到的，轻则毒打，重则押送收容站遣返原籍。 但饥饿比法令更有力量。 活不下去的人，管不了那么多。他们把仅剩的几件破棉衣卷起来，拉着老人，背着孩子，趁着夜色悄悄翻过田埂，绕开民兵的岗哨，摸到铁路边上，等着一列不知开往何处的货运列车。 闷罐车原本是拉货的，车厢密闭，没有窗户，冬天的西北风从缝隙里灌进来，像刀子一样割人。车里没有座位，人挤着人站着，也有人实在撑不住，蜷缩在角落里就睡过去了，有时候醒不过来。 他们听说新疆地广人稀，有荒地，能种东西，能活下去。 抵达新疆之后，等待这些人的是另一重困境。和那些通过正式渠道入疆的兵团战士、支边青年不同，自流人员没有任何组织归属，没有粮食配给，也没有分配住房。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成立于1954年，最初以解放军转业军人为骨干，之后陆续从内地多个省份有计划地招募知青和支边青壮年，至1960年底，兵团总人口已超过72万，是建立之初的四倍多。 兵团战士有固定口粮，有组织管理，有退休保障。而这批自流人员，什么都没有。 农场和生产单位偶尔会雇用他们打零工，开荒、修渠、种地，用劳动换一点口粮。 住的地方是自己挖出来的地窝子，半截在地下，用泥土和树枝搭顶，挡风倒是能挡一些，但遇上大雪，顶子随时可能压塌。 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这批人开始在戈壁上扎根。 他们没有想那么多，想的只是今天怎么吃上饭，明天怎么把地再多翻一锹。河南、安徽的农民，把中原几百年积下来的耕种经验带到了戈壁，一块一块地改良土壤，一条一条地挖通水渠，把荒地变成能种东西的田地。 这些人后来有个统一的名字——自流人员。 区别于兵团战士和知青，史料里对这个群体的记录零散且简短。据相关研究资料显示，1959年一年内迁入新疆的人口就达到82万之多，其中相当一部分正是来自甘肃、河南、四川、安徽的自流移民。 而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部分自流入疆的人员后来被纳入兵团管理体系，以"自动支边人员"的名义安置，数量超过21万人，但更多的人始终游走在体制边缘。 他们没有留下姓名，没有人为他们立过传，甚至连子女也未必清楚，自己的父辈究竟是怎么到的新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