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专家戴旭近期又提到一个点，他说中国人从晚清到现在，总改不了一个毛病，只要涉及到可能的冲突，先急着算谁占理、谁先动手，生怕被人扣上挑起战争的帽子，可最后往往是自己吃亏。 晚清的时候，这种毛病就特别明显。 1884年的马江海战，法国舰队都已经开到我们家门口了，福建水师的官兵们都做好了战斗准备，可清廷的大官们却不着急备战，反倒天天引经据典研究国际法，争论来争论去，就怕自己先开第一枪，被人说中国挑起战争，死死抱着“衅不我启”的想法不放。 就在他们反复纠结、迟迟不下命令的时候，法国人的炮弹已经打了过来，短短几十分钟，福建水师就全军覆没，船厂也被炸毁，无数将士还没来得及还手就死在了海里。 这不是吃亏是什么？明明有准备，却因为怕担责、怕被说不占理，硬生生错过了反击的机会，最后落得个惨败的下场。 没几年后的甲午战争，更是重蹈覆辙。1894年，中日军队在牙山对峙，清军接到的命令就是尽量避免主动冲突，哪怕被挑衅也不能先动手。 后来日本舰队在丰岛海域，直接击沉了我们的运兵船“高升号”，按说这已经是明显的挑衅，是对方先动手了，可清廷还是在纠结，反复算谁先理亏、谁先动手，生怕被国际社会指责中国挑起战争。 这种自我设限，让北洋水师处处被动，最后全军覆没，还被迫和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割让了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和澎湖列岛，赔偿了上亿两白银，把国家的主权和利益都丢了，这就是过分纠结“占理”的代价。 到了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这种毛病还是没改。 当时东北军的实力并不弱，完全有能力和日军抗衡，可南京国民政府却下了“不许抵抗”的命令，理由就是怕被人扣上挑起战争的帽子，还寄希望于国联来评理，让国联来主持公道。 东北军将士们只能眼睁睁看着日军占领东北，把大好河山拱手让人，数千万同胞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 国联最后也没给出什么实质性的帮助，只是口头谴责了一下，可我们却丢了整个东北，这亏吃得太大了，就是因为太在意“谁先动手”“谁占理”，而忘了最根本的是保护自己的土地和人民。 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同样是这样。日军在演习后，以一个士兵失踪为借口，要求进入宛平城搜查，这明显就是故意挑衅，可我们还是在争论谁先开的第一枪，纠结自己是不是占理，生怕落下挑起战争的话柄。 后来日军联队长牟田口廉也自己都公开承认，是他下令开的第一枪，甚至还吹嘘大东亚战争就是从他那第一枪开始的。 可就是因为我们当时的纠结和犹豫，让日军有了可乘之机，战争全面爆发，大片国土迅速沦陷，无数老百姓流离失所，这都是血的教训。 这种思维惯性，一直延续到了后来。 建国初期，我们和很多邻国都有领土争议，当时国家刚经历战乱，经济濒临崩溃，外部还有超级大国的压力，核心任务是稳定和发展，所以在边界谈判中，我们总是先讲道理、先让步，生怕引发冲突，被人指责挑起战争。 比如中缅边界争议，有1900平方公里的争议领土，我们只收回了18%；中尼边界争议约2500平方公里，我们只取了6%。 虽然当时的让步是为了换取和平的周边环境，有战略考量，但也能看出，我们还是习惯性地先算理、怕冲突，哪怕自己暂时吃亏。 再到后来的经贸和科技领域，这种毛病也依然存在。 面对美国单方面加征关税，我们一开始总是纠结谁先破坏规则，怕被人说搞贸易摩擦，反应总是慢半拍，结果让国内产业受到了损失，也助长了对方得寸进尺的气焰。 科技领域也是，西方期刊垄断话语权，我们每年要花很多钱发表成果，相关机构因为怕被说“破坏学术交流”，长期被动应对，浪费了大量公共经费，也制约了自己的科研发展。 戴旭说的这个毛病，不是说我们不该讲道理、不该占理，而是说面对冲突和挑衅，不能只盯着“谁先动手”“谁占理”，更不能因为怕被扣帽子就畏手畏脚、被动妥协。 国际社会的规则，从来都是靠实力说话的，强者的道理才被人重视，弱者再占理，没有实力支撑，也没人会听。 一百多年来，我们因为这种思维吃了太多亏，从晚清的割地赔款，到近代的国土沦陷，再到后来的利益受损，都是深刻的教训。 其实，我们不是不能强硬，抗美援朝战争就是最好的例子。 当时美军都打到鸭绿江边了，我们没有纠结谁先动手、谁占理，而是毅然出兵，哪怕装备落后、补给困难，也敢于亮剑，最后把联合国军逼回了三八线，打出了军威国威。 这说明，只要我们放下“怕被扣帽子”的包袱，不再过分纠结谁先动手，坚定维护自己的利益，就没有人敢随便欺负我们。 现在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强，更应该改掉这个毛病。面对冲突和挑衅，我们要先想到保护自己的利益，有理要讲，但更要有实力支撑，该强硬的时候必须强硬，不能再因为怕被指责就被动吃亏。 毕竟，在国际博弈中，只有自身强大，只有敢于维护自己的利益，才能真正赢得尊重，才能不再重蹈过去的覆辙 这不是不讲理，而是清醒地认识到，实力才是最好的话语权，行动才是最有力的回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