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来那笔钱在当时真不是小数目，够一家人过好几个月。生产队会计室的门锁被撬了，54元现金不翼而飞。这事儿一出，整个公社都炸了锅。调查来调查去，最后所有疑点都指向了我，一个从城里来的16岁知青。理由也简单得可笑，就因为我那天下午在会计室附近转悠过，而且我一个城里娃，指不定就是手痒想花钱。 公社干部找我谈话的时候，我拼命解释，可没人听。那个年代，成分和出身就是原罪，我爹早年做过小买卖，家里成分不好，这顶帽子压得我喘不过气。最后我被定性为“思想腐化，有盗窃嫌疑”，虽然没有正式批捕，但档案里记了一笔。年底返城名额下来，名单上果然没有我。看着平时要好的几个知青收拾行李回城，我只能蹲在村口的老槐树下，把脸埋进膝盖里，听着拖拉机的突突声越来越远。 那天晚上，我睡不着，去村外的小河边透气。月光底下，我看见两个人影蹲在草垛后面，其中一个我认识，是生产队长的侄子，另一个是公社食堂的师傅。他们以为夜深人静没人听见，压低嗓子分着什么。我趴在草丛里，清清楚楚看见队长侄子把一叠钞票塞给食堂师傅，嘴里还说：“放心吧，那傻小子背了锅，没人会查了。”那一瞬间我脑子里嗡的一下，浑身的血都往脸上涌。 我攥紧了拳头想冲出去，可脚却像钉在地上。冲出去有什么用？队长侄子是什么人？他叔是队长，队里的大小事儿他说了算。我一个成分不好的知青，就算喊破喉咙，谁会信？弄不好还得扣个“诬告贫下中农”的帽子，那就真永无翻身之日了。我咬着牙，把这事儿烂在了肚子里。 接下来的日子，该干活干活，该吃饭吃饭，见了队长侄子我还照常点头。只是我心里憋着一股劲儿，白天干活比别人都卖力，晚上点着煤油灯看书，把能借到的书都翻烂了。后来公社小学缺老师，因为我算是有文化的，让我去代课。我一边教书，一边继续学，恢复高考那年，我第一批考上师范，成了村里第一个大学生。 离开那天，队长侄子还来送我，拍着我肩膀说我是有出息的人。我只是笑笑，什么都没说。毕业后我分配到县教育局工作，有一年下乡检查，正好路过当年那个公社。听说队长侄子因为贪污公款被查了，是他当队长那几年的事儿，东窗事发，可能要判刑。我站在公社门口，看着那块褪了色的牌子，心里说不上是解气还是感慨。 后来我常想，要是当年我冲动地揭发他，可能就没有后来的安稳日子，也不会有机会考上师范。有些事儿，当时看是委屈，过后看是磨练。命运这东西，谁说得清呢？它让你绕个远路，说不定是为了让你看看不一样的风景。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