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国画大家傅抱石与关山月为人民大会堂绘巨幅画。这幅巨画正是现在人民大会堂中的《江山如此多娇》。在创作这幅巨画前，傅抱石在湖南写生，却突然接到周总理的电话并要求“火速进京”。 1959年夏季，为了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人民大会堂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装饰工作。中央有关部门希望在宴会厅最显眼的位置，悬挂一幅能够充分体现中华民族气魄和时代风貌的巨幅国画。 在多方征求意见后，这项创作任务最终确定由傅抱石和关山月共同承担，这两位画坛名家分别代表着南北方不同的艺术风格，其合作可谓罕见。 当时，傅抱石正在湖南韶山进行实地写生。他根据毛主席故居现场环境不断探索画面构图，希望能把湖南的灵秀和革命纪念地的意义表现出来。 就在这个时候，傅抱石突然接到紧急通知，北京需要他立即赶赴首都，参与人民大会堂的巨画创作。与此同时，广东的关山月也接到同样的召唤，从岭南地区匆匆北上。 不久后，两人在北京汇合，被安排在东方饭店，在紧迫的时间框架内，开始了合作绘画的艰巨工作。人民大会堂大画的创作任务具有极高难度，不仅画幅巨大。 而且需要短时间内完成，画面内容还必须涵盖祖国壮丽山河的各个代表性景观。中央希望画面能够体现毛泽东《沁园春·雪》诗意。 突出“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并体现春夏秋冬相互交错的景象。从内容到技法，每一项要求都极高。 傅抱石和关山月最初分头设计画稿。傅抱石擅长表现山体、瀑布和大江大河，他的线条奔放有力，气势磅礴；关山月习惯以工细入微的手法描绘松林、长城等景致。 表达岭南画派对于细节的关注。他们经过充分沟通，把两人的创作特点进行了合理分工。傅抱石主要负责大面积山水的布局和气势的展现。 关山月则着重补充长城、树林等结构性细节。这种合作方式在中国美术创作中极为少见，也是当时集体智慧的体现。 画作材料同样讲究。整个画面需要使用三十余张尺寸巨大的宣纸，由荣宝斋的工作人员精心拼接裁剪。画笔是专门定做的长杆大笔，以适应巨大画幅的需要。 调色所用器具十分简陋，却极有针对性，有时甚至借用搪瓷脸盆作为调色盘。整个制作场地由技术人员、工人和艺术家协力配合，为保证进度，工作节奏极为紧张。 在创作过程中，两位画家经常需要不断调整，由于画幅极大，有时候一笔下去效果只有走到大厅远处观察才能知晓。每一处颜色浓淡、结构轻重，都须兼顾近看和远观的视觉要求。 有的环节，傅抱石会在高梯上作画，关山月则跪地细致涂抹局部细节。荣宝斋的老师傅们花费半月有余，仅在裱画上就投入大量人力。 他们用传统工艺，保障画作整体平整一致，力求达到最完美的视觉效果。曾有正式出版的回忆资料记载，傅抱石作画时因长期消耗体力，常会感到疲乏。 但依然坚持每天长时间工作，不断修改画面层次，力求实现最佳构图。有段时间，北京生活供应出现紧张，傅抱石和关山月只能凭票购买生活用品。 画室环境简朴却充满专注氛围。工作人员专门负责调配作画时的照明和器械，尽一切可能保护创作秩序不被干扰。 画作临近完成时，毛泽东亲自审查并为画作题写《江山如此多娇》六字标题。资料显示，毛泽东的书法写了多遍，反复比对，最终选定最满意的字体。 专业工匠将题字放大到适配画幅的尺寸，利用复写方式在画面上描摹，再由书法师以毛笔填墨，最后呈现出的效果与巨幅画面完美协调。 整个环节全程由工作人员严密监控，确保每一处细节符合作品的庄重气质和人民大会堂的整体布局。在正式悬挂当天，几名工人抬着巨幅画作小心翼翼地行进至宴会厅主墙前。 由于画幅庞大，搬运和悬挂过程异常谨慎，艺术家和装裱师全程观察画作角落和细部情况，确保没有遗漏和瑕疵。当画作最终固定后。 在场人员都露出放心的表情，沉浸在创作成功的喜悦之中。外宾们观赏《江山如此多娇》时纷纷称赞，认为其气势恢弘，色彩与构图相得益彰。 不仅展示了中华民族的自然山河，更反映出新中国美术事业的崭新成就。画作完成之后，傅抱石和关山月继续深入祖国各地写生活动。 他们的创作实践推动了中国山水画更大范围的创新。事实上，这次合作让更多艺术工作者认识到集体创作和协作精神在大型美术工程中的重要意义。 多年以后，《江山如此多娇》依然静静悬挂在人民大会堂，见证了那个时代艺术家们的勤奋和才智。每一笔山川、每一处景致。 都凝结着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画坛的精湛技艺与无数人的汗水与努力。这幅作品成为新中国美术史上极具代表性的集体创作范例，也承载着无数人对祖国山河的欣赏和热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