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是统一思想，为什么秦始皇选择焚书坑儒，汉武帝却要“独尊儒术”呢？今天咱们一起聊一聊，这个封建社会对思想的规训，为何每朝每代相去甚远？就以秦汉为例，他们对待儒家思想的差别为什么这么大？这和当时的社会环境有无关系呢？ 首先我们要确定一点，秦始皇和汉武帝的核心出发点都是统治阶级为了巩固中央集权而采取的思想统治措施，本质上都是在维护封建皇权。说白了，就是给百姓洗脑，别没事找事。 而秦汉时期之所以会对儒学有着截然不同的决策方式，根本在于双方处在不同的政治环境之中。 秦朝是1v6才实现的大一统，其他六国虽亡，却依然还残留着不少贵族势力，他们渴望颠覆秦朝的统治，在这种外患之下，秦始皇急需实现思想上的大一统，如此才能彻底摧毁六国的残存势力。 但此时的儒家思想不仅背离了秦始皇的政治需求，还隐隐有动摇秦朝统治的趋势，于是乎才会有后来的“焚书坑儒”一事。 然而汉朝刚经历过秦末战乱，社会急需休养生息，相比起秦始皇的强制统一，汉朝在初期阶段，则采取了道家的思想，以此来度过新朝初期的混乱时期。 直到汉武帝时期，汉朝国力得到恢复的同时，黄老之学的弊端也渐渐变得外显：比如地方豪强、诸侯王坐大、匈奴侵扰等问题，这对黄老之学来说，显然是个超纲问题。 此时国家现有矛盾和人民日益增长的社会矛盾，都远非黄老之学所能解决的，因此更换新思想迫在眉睫。而儒家思想中的大一统、尊王等观念，正好契合了汉武帝目前最迫切的政治需求，自然也就顺势推动了儒学的正统性发展。 秦始皇和汉武帝从某种层面上讲，都属于强硬派。秦始皇是不服就干；汉武帝则是我想要，我得到。他们之所以会对儒家思想采取不同态度，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他们的政治目的并不相同。 前面我们说过，秦始皇在完成大一统后，急需消除六国残余势力的影响，建立起绝对集权的统治，这是他最大的政治需求，所以他必须要拿出雷霆手段进行镇压，不然就会迎来六国残余势力的疯狂反扑。 而儒家思想在当时主张的却是仁政、王道、德治等政治理念，明显和秦始皇想要的强权统治目标相差万里。 而汉武帝时期，汉朝则形成了一种新的政治矛盾——中央集权与地方割据势力矛盾不断加深；与此同时，外围又有匈奴的侵袭，可谓外忧内患皆在。因而对此时的汉武帝来说，黄老之学早已过时，他需要一种新思想来强化中央权威，更好地解决内部和外部的诸多问题。 挑挑拣拣下，经过改革重组的儒家思想应运而生，出现在了汉武帝面前。这些全都完美搔到了汉武帝的“痒处”，也难怪他会亲自下场来确立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了。 关于秦始皇“焚书坑儒”一事，史学家们大多对“焚书”少有异议，却对“坑儒”争辩颇大。而秦始皇所焚毁的书籍，也多是儒家所看重的“经典”。 至于“坑儒”，针对的也并非儒家学者，而是那些借方士之名、散播反秦思想的江湖术士，以及部分借古讽今、诽谤朝政的儒生。此时的“儒”，更多的是夹杂着方术和反秦思想的混合体，与后世那些纯粹的儒家学说有着显著差异，因此秦始皇能干出“焚书坑儒”的事情也就不足为奇了，谁让总有“刁民”要害朕呢？ 再反观汉武帝时期，所谓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实是清末民初的学术产物，当时董仲舒作为儒学大家，给汉武帝量身打造了一套“新儒学”。这里的“儒”是站在传统儒学的肩膀上，又融合了法家、阴阳家，甚至是墨家的思想，加以调和吸收，从而形成了新的“大一统”儒学体系，并非彻底销毁其他学术流派。 而董仲舒的儒学思想，什么仁政德治都是次要的，重要的是汉朝的江山只能属于他们老刘家，皇帝是由上天择定的，你反对皇帝，那就是反对上天，是要受到天谴的。 当天命和皇权相结合，什么“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就统统不管用了。此时的儒家，已从先秦的“百家之一”跃升为官方意识形态，其内核与秦朝所打压的“儒”，自然也就不可同日而语了。 参考资料： 《战国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