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南京。保密局的特务已经把上万名共产党员的处决名单划好了红叉，就等一声令下。结果，一个自己人，把这事给搅黄了。 麻烦各位读者点一下右上角的“关注”，留下您的精彩评论与大家一同探讨，感谢您的强烈支持！ 1949年4月的南京，空气里飘着纸灰和焦糊味。 城北老虎桥监狱外，几个工人在新挖的土坑边堆生石灰，白得刺眼。 典狱长捏着一份划满红叉的名单，手在抖——那是一万多个即将被“清理”的名字。 卡车轰鸣由远及近，保密局的人来了。 就在这时，一辆黑色轿车冲向监狱大门。 车门打开，先伸出来的是一本砖头厚的《六法全书》，接着钻出个穿皱西装、戴眼镜的中年人。 杨兆龙，当时的最高检察署代检察长，在特务眼里只是个不识时务的书呆子。 保密局行动队长挡在门前，拇指摩挲着枪套。 杨兆龙把法典抱在胸前当盾牌，目光越过他，望向监狱里那些挤在铁窗后的苍白面孔。 三天前，杨兆龙在堆积如山的旧档案里，翻出了代总统李宗仁签署的《政治犯处理办法》——这份几乎被遗忘的文件，成了他唯一的武器。 他连夜起草实施细则，每条都紧扣现行法律，把释放程序写得像精密仪器。 对峙时刻，远处传来闷雷似的炮声。 杨兆龙忽然上前，声音压得很低： “名单上一万多人，将来写历史时，是你动手杀的呢，还是下命令的人杀的？” 这句话像冰锥刺进对方心里。 行动队长脸色变了，身后的士兵枪口微微下垂。 杨兆龙推开生锈的铁门。 接下来的七十二小时，南京城出现奇景： 他的车变成流动释放站，从老虎桥到羊皮巷，他发明“铺保”——街角米店、倒闭报社，有个印章就能担保放人。 墨水不够用印泥，担保书来不及写就打白条。 放出去的人像溪流汇入即将解放的街道，每个人走出监狱时，都回头看一眼那个守在门口、不断翻阅法典的消瘦身影。 最后的较量在保密局秘密仓库。 那里关着二十多个“要犯”，行刑队已列队。 杨兆龙走到墙边，撕下蒋介石像，露出后面斑驳的“礼义廉耻”四字。 “你们的长官坐飞机走了，” 他转身，声音在空旷中回荡， “留下你们在这里杀人。杀完了，谁记得你们？” 行刑队长握枪的手开始发抖。 就在这时，仓库顶棚灰尘簌簌落下，远处传来巨大爆炸声——下关电厂被炸了。 队长颓然垂下手枪：“放人。” 4月23日，南京解放。 杨兆龙站在司法部窗前，看着红旗漫卷街头。 妻子把去台湾的机票放在他手边，他拿起来轻轻撕成两半，纸片在春风中翻飞，落入欢庆的人潮。 他以为新时代需要懂法律的人。 起初确实如此，他当上法制委员，在大学教《比较宪法》，总爱讲1949年春天那场“法律奇迹”。 但风转向得很快。 1953年司法改革，他珍藏的《六法全书》成了“反动法统象征”。 1957年，他关于“审判独立”的发言被印成批判材料。 1963年春天，同样是个阴雨天，两个人敲开他家门，出示逮捕证。 罪名：反革命。 宣判时，法官例行公事地问还有什么要说的。 杨兆龙抬起头，恍惚间仿佛回到1949年监狱门口。 他张了张嘴： “我学法一辈子，救了一万多人。今天判我的，是哪一条法律？” 没人回答。 手铐戴上时，金属声清脆冰冷。 他看见旁听席最后一排，当年老虎桥监狱的典狱长正在抹眼泪。 杨兆龙在青海劳改农场待了十六年。 冬天挖冻土，夏天割麦子，关节炎发作时疼得整夜睡不着。 有年春天，管教干部扔给他一本破旧的《宪法》单行本： “老杨，听说你懂这个。看看，咱们现在的法，比你当年那些怎么样？” 他用皲裂的手翻开，阳光照在“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那章。 看了很久，他说： “法条是死的，用的人才是活的。” 1979年，他病重回上海治疗。 临终前夜忽然清醒，对妻子说： “我想再看看南京。” 其实他们连离开医院都困难。 凌晨，他陷入昏迷，呼吸渐弱，但右手手指一直在空中微微划动，像在翻阅一本看不见的法典。 平反通知书三天后送到。 两个月后，追悼会上来了几个白发老人，一进来就对着遗像长跪不起——他们是一万一千人名单上的幸存者。 最后离开的老人拄着拐杖，在门口回头看了一眼。 照片里的杨兆龙穿着西装，戴着眼镜，嘴角有一丝难以察觉的笑意，仿佛刚赢得一场艰难辩论。 老人低声说： “杨先生，那本书，您到底还是没合上。” 风穿过空荡的礼堂，挽联轻轻飘动。外面阳光正好，是个适合出行的四月天。 主要信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南京解放前的陈修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