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被儿子偷偷叫做“吝啬鬼”的父亲，算盘打得噼啪响，却唯独算不清自己孩子的未来。他叫毛顺生，一个地道的湖南农民，也是少年毛泽东的父亲。 毛顺生“吝啬”到了骨子里。全家人吃饭，菜里不见几点油星；一盏桐油灯，恨不能捻出三根灯芯。他对自己更狠，一件褂子补丁叠补丁，磨得发亮还在穿。儿子毛泽东后来回忆，总觉得父亲那双眼睛，时时刻刻都在算账，算柴米油盐，算田地收成，算得失盈亏。 他这么抠，是有原因的。毛顺生八岁那年，家里因为还不上债，最后几亩活命田被债主拿走。他亲眼看见父亲一夜白头，脊梁被生活压弯。从那天起，“穷怕了”三个字就像烙铁，烫在了他心上。他发誓，这辈子一定要把地赎回来，要让全家人再也不用饿肚子。 他当过兵，贩过米，什么脏活累活都干过。每一文钱都在手里攥出汗才肯花出去。他的算盘打得精，靠着这股狠劲儿，真的把祖上当出去的田，一亩一亩全赎了回来，还添置了新的家业，成了韶山冲让人羡慕的“毛老板”。 可这个“毛老板”和儿子之间，却隔着一道深深的鸿沟。毛顺生觉得，儿子就该老老实实种田、做生意，继承家业。可少年毛泽东的心里，装的是《盛世危言》，是东山学堂的新学，是长沙、北京乃至整个天下的风云。他觉得父亲眼里只有那“十几亩薄田”，实在是“俗气”。 饭桌成了父子俩的战场。“你那些书能当饭吃？”父亲拍桌子。“您只知道谷子！外面的世界变了！”儿子梗着脖子顶嘴。毛顺生想不通，自己拼了老命攒下的家业，在儿子眼里怎么就一文不值？他气得发抖，觉得这个儿子简直是不肖。 直到1910年的秋天，少年毛泽东下定决心，要去五十里外的湘乡县，读那座教“洋学问”的东山高等小学堂。这对毛顺生来说，无异于儿子要“败家”去学些没用的玩意儿。父子间爆发了最激烈的冲突。 谁也想不到，最后妥协的，竟然是这个一向说一不二的“吝啬鬼”。 儿子临行前夜，毛顺生一言不发，把他带进了自家粮仓。然后，他做了一件极其“奢侈”、让全家都目瞪口呆的事——他点亮了两盏大油灯，把整个谷仓照得透亮。金黄的稻谷堆成小山，散发着温实的香气。他指着其中最高的一囤，声音沙哑却清晰地对儿子说： “这些，够你读十年书。” 少年毛泽东愣住了。他看着灯光下父亲过早苍老的脸，突然全都明白了。父亲不是不爱他，父亲是用一种近乎笨拙的方式，在用自己全部的算计和积蓄，为他劈开一条父亲自己完全看不懂、却相信儿子应该去走的路。父亲的“吝啬”，源于对贫穷深入骨髓的恐惧；而此刻的“慷慨”，是一个农民父亲能拿出的、最厚重的赌注。 毛顺生的算盘，能打清每一笔米账，却打不清时代的巨变。他或许梦想过儿子成为更大的“米老板”，却绝不会想到，这个从他粮仓里走出去的少年，将来会彻底掀翻他认知里“土地”和“财产”的旧法则。 他更不会想到，自己的“生意经”，以另一种方式流淌在子女的血液里。二儿子毛泽民，后来成了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行长，在烽火连天的岁月里，正是用父亲“把银元藏米袋”的土办法，创建了共产党的“扁担金库”，保障了革命血脉的流通。小女儿毛泽建，就义前在血书中写道：“父亲常训‘人活一世，当有骨气’！”她用最壮烈的方式，践行了父亲这句朴素的教诲。 毛顺生1920年因伤寒去世，终年五十岁。他临终前记的最后一笔账，是某佃户交来的三担谷息。他的账簿到此为止，再也没能续写。 这个精打细算了一辈子的农民，他的“小账”里，装着的是一个家庭绝地求生的全部勇气。而他永远算不清的“大账”，是他的子女们用各自的生命，融入了一个民族改天换地的洪流。他点亮的那两盏粮仓的灯，照亮的不仅是儿子求学的前路，更仿佛是一种隐喻：最朴实的父爱，就是把自己变成柴薪，燃成光，哪怕只是为了照亮孩子走向自己无法理解的远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