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山西第一美女被抓进炮楼，一晚上遭到50多个日军轮番侵犯，回到村子后，村民骂她：炮楼里的脏女！她的一句话却让村民们沉默了。 刘玉娥踉踉跄跄走回村口的时候，天刚蒙蒙亮。露水打湿了她的裤腿，头发上沾着草屑，嘴角还带着已经干涸的血痂。 村里人像看把戏似的围拢过来。男人女人、老人孩子，甚至狗都跟着凑热闹，汪汪叫个不停。刘玉娥低着头往前走，每一步都像踩在刀尖上。人群自动分开一条道，却又紧贴着她两边，仿佛怕错过了她脸上的每一个表情。 “哎哟喂，这衣裳都撕成条了，昨晚在炮楼干啥好事了？”卖豆腐的赵寡妇捏着鼻子，声音尖得能戳破天。 “五十多个皇军啊，一晚上！那得多少本事才能扛下来？”剃头匠老吴挤眉弄眼，周围几个男人发出暧昧的笑声。 “脏！真脏！咱村的清白都让她败光了！”教书先生的媳妇往地上狠狠啐了一口。 刘玉娥的婆婆站在人群最前面，脸色铁青。她男人死得早，守了二十年寡才把儿子拉扯大，娶了这么个漂亮媳妇，本以为能过几天安生日子。谁知道日本人扫荡那天，全村的年轻女人都躲进了地窖，就她这个媳妇跑慢了，被抓了个正着。 “还有脸回来？”婆婆的声音在发抖，“咋不死在外头？” 刘玉娥终于停下脚步，慢慢抬起头。她的眼睛红肿，眼神却出奇地平静，扫过一张张熟悉的脸，这些看着她长大、跟她借过盐、吃过她家枣子的人。 “我是想死来着。”她的声音沙哑，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枪就在我脑袋上顶着，我说开枪啊。” 人群安静了一瞬。 “那个翻译官，就是咱邻村王麻子家的老二，他跟我透了底。我男人在八路军的队伍上，去年炸了鬼子的军火库。日本人抓我，就是要把我男人引出来。” 张婶子的脸色变了。她儿子也在队伍上。 “他们让我看着那五十多个人排队进来，让我数着。第一个进来的时候跟我说，你男人不来救你，你就慢慢受着。第十个进来的时候跟我说，你男人已经知道了，他就是不敢来。第三十个进来的时候跟我说，你这样的女人，回去也没人要了，不如跟了皇军。” 刘玉娥的眼泪终于流下来，但她没擦。 “我数着呢，五十三个。每进来一个，我就想，他会不会来？他来了会怎样？枪就在门口架着，他来了就是个死。他不来，我就得扛着。” 她忽然笑了，那笑容比哭还让人难受。 “他不来，我高兴。真的，高兴。我男人活着，就能多杀几个鬼子。” 村口静得能听见露水从树叶上滑落的声音。 “可我不光是为了他活着的。”刘玉娥的声音突然拔高，“我要活着回来，亲口告诉你们这些戳我脊梁骨的人，我刘玉娥没有被糟践成脏女人，我是从鬼子的魔窟里爬出来的人证！他们在我身上留下的每一道伤，都是我将来要指给阎王爷看的账本！” 她撕开破烂的衣襟，露出锁骨下的一道刀疤。 “这是第一个鬼子划的，因为我不肯叫。” 她又挽起袖子，小臂上全是烟头烫的疤。 “这是他们排队等的时候，拿我取乐烫的。” 她转过身，背上还有没愈合的血痕。 “这是鞭子抽的，因为我骂他们是畜生。” 没人再说话。婆婆颤巍巍走上前，脱下自己的褂子，披在儿媳身上。她的手在抖，嘴唇也在抖，半天憋出一句话：“回家，娘给你煮碗面。” 刘玉娥跟着婆婆往回走。人群自动让开，这次谁也不敢挨着她，不是因为嫌脏，是因为觉得自己不配。 后来刘玉娥的男人真的回来过一次，是带着队伍夜里摸进村，取了汉奸翻译官王老二的狗命。临走时他跪在媳妇面前磕了三个头，没说一句话，又消失在黑夜里。 那之后刘玉娥再没挨过一句骂。村里人路过她家门口，会悄悄放下两个鸡蛋、一把青菜。她从不道谢，也从不跟人闲话。只是每年清明，会独自走到村后的山坡上，朝着东边烧些纸钱，那是她男人牺牲的方向。 多年以后，有记者来采访当年的幸存者，问起刘玉娥的事。那时她已经是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独自住在村头的老屋里。记者小心翼翼地问：“大娘，那段日子……您是怎么熬过来的？” 老太太沉默了很久，慢慢开口：“你以为人活着是为了什么？是为了一张脸面？是为了让人夸你干净？”她浑浊的眼睛盯着记者，“鬼子打进家门的时候，干净的人在哪？有脸面的人在哪？姑娘被人糟践了，不骂鬼子，骂姑娘，这是什么道理？” 记者哑口无言。 老太太颤巍巍站起身，望着窗外的远山：“我那天回来跟村里人说那些话，不是想让他们可怜我。我是想让他们记住，记住鬼子干的事，记住汉奸干的事，记住自己当时是怎么看我的。记住了，以后才不会再这样。” 战争结束很多年了，炮楼早已拆掉，上面盖起了小学校。孩子们在操场上跑来跑去，念书声朗朗响起。刘玉娥有时会坐在门口晒太阳，看着那些孩子从门前跑过。 他们不知道这个老太太是谁，不知道她经历过什么。她也不说。 只是偶尔有调皮的孩子摔倒哭了，她会招招手让孩子过来，用粗糙的手摸摸孩子的头，轻声说一句：好好的，长大好好的。 这话像是在对孩子说，又像是在对那段她亲手扛过来的岁月说。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