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7月庐山会议后，有一天，毛主席单独召见了罗荣桓。在谈话时，毛主席谈了国防部长的人选问题，对此，罗荣桓坦诚地谈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回家后，夫人林月琴问罗荣桓：“同主席说了什么？”罗荣桓只说了一句话：“一些人事上的事。” 庐山的风散得很慢，人心里的尘更慢。 那年七月会议刚收场不久，毛主席把罗荣桓叫去单独谈话，话题落在国防部长上。这个位置一动，不只是军中排序的问题，还牵着几位元帅的命运。罗荣桓回家，林月琴问一句，他只丢下四个字，一些人事上的事，看上去轻描淡写，其实句句都压着分寸。人事从哪来，绕不开一个名字，就是刚刚从风口浪尖上退下来的彭德怀。 彭德怀这辈子，是从枪林弹雨里往上爬的。 早年在湘军当兵，后来考进湖南陆军军官讲武堂，转到国民革命军，一步一步当到团长。那时打仗凶，升迁也快。一九二八年，他和滕代远、黄公略发动平江起义，拉队伍上井冈山，会师朱德，成了红军中响当当的领兵人，在队伍里资历和威望只压在朱总司令之下。 按常理说，这样的人，多半会把一生交给军装。偏偏彭德怀心里一直装着另一条路。红军改编成八路军的时候，他已经是副总指挥，名义上位高权重，心里却主动提过，愿意离开军队，到地方工作，最好是搞农业。旁人听了都意外，他自己倒说得很直白。一方面，改编之后，很多原来带大兵团的指挥员被压到小岗位，干劲施展不开，他觉得光靠自己当副总指挥，未必是最好的用人办法，军队里能打仗的人多得很。另一方面，八路军要和国民党军队并肩抗日，少不了往来交涉，他当年在国民革命军里最高也就团长，人脉不如朱德、贺龙、刘伯承这些老上级，那些人更适合去周旋，他这种性子直、火气急的，将来在统一战线的桌边，很容易一句话把气氛弄僵。 这份自知和自我要求，他说得明白，组织听得清楚。敌后战局紧，前线要人，他的打算只能先放一边，继续扛着军中的担子往前走。 新中国成立后，刀枪收拢，战马卸鞍，国家走进一个新局面。彭德怀被任命为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背上的是整个西北的军政重担。也正是在那里，一次普通的下乡视察，把他心里那点“想去搞农业”的念头彻底敲实了。那天车队路过一个偏僻村子，汽车在半路抛锚，夜色已经压下来，只能在村里找人借宿。敲开门，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慢慢挪出来，把他们让进屋。灯一亮，屋里的情景让在场的人都怔住了，除了老人，炕上还挤着七口人，身上没几块像样的布，都是草和破布胡乱盖着。 随行干部压低声音解释，这家人穷得只剩一身像样的衣服，谁要出门，谁就穿那身衣服走，留在家的就缩在炕上，用干草遮羞。这种细节比任何汇报材料都扎眼。彭德怀听完，一句话脱口而出，我们愧对老百姓。他很清楚，共产党打天下，不是为了挂多少将星，而是要让这种家慢慢消失，让农民能穿上衣服，吃上饱饭。从那以后，他反复讲，西北必须抓紧建设，农业、水利、交通都要往前推，群众的吃穿是头等大事。 刚有点施展拳脚的势头，朝鲜半岛那边的战火就烧过来了。美军越过三八线，战线压向鸭绿江。毛主席做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中央点将，彭德怀挂上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的职务，再次披挂出征。战场上他把该打的仗都打了，该扛的责任也扛了。等到朝鲜战局稳定下来，一九五二年四月十二日，他回北京治病，周恩来去医院探望，顺便带去一份新的任命，中央决定由他出任总参谋长，主持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 听到这个决定时，他又把那句老话提了出来，愿意去地方，愿意去搞农业。在他看来，前线大局已经相对稳定，军队已经有了一套成熟的指挥机制，自己离开也不会乱。国家真正要解决的，是十四亿人口中的那口饭，当时是解决几亿农民的口粮，土地上的文章一刻都耽误不得。他当面表示，希望能改任农业部长，把精力压在农村生产上。中央这回依旧没有点头，他仍然是志愿军司令员，刚在朝鲜打出声望，如果突然转去当农业部长，外界难免多嘴，有人会借题发挥，说什么“弃战场”“被冷落”之类，这些声音对国家外交布局都不利。彭德怀懂这一点，知道哪些话可以坚持，哪些时候要收，他把态度讲清楚之后，顺势接下了新的岗位。 一九五九年四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毛主席提出自己不再担任国家主席。在这样的高层场合，彭德怀再次开口，说自己不再担任国防部长，愿意到农业战线去工作，干的仍是那件老事，把农民的饭碗端稳。他这一次是当面说给一屋子的高层干部听。提议终究没有通过，会议过后没几个月，庐山上风云骤变，他成了风浪中心的人物，国防部长的帽子挂在他头上，却已经四处生刺。 也就在这场风波之后，才有了那一次毛主席单独召见罗荣桓的谈话。国防部长人选的问题，说到底，是要把这顶帽子从谁头上摘下来，又稳稳地戴在谁头上。罗荣桓走出中南海，回到家一言带过，一些人事上的事，既是尊重机密，也是对那场纷争的一种含蓄回应。彭德怀当年提出的农业设想，已经远远超出了简单的职务调换，在那些“人事上的事”里，实际上包含着不同发展道路的取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