旗袍挺括，钢笔没墨水了，她还在写。 张茜42岁那张穿月白旗袍的照片，现在网上还能搜到。不是因为多漂亮，是她站着的姿势、手插在旗袍斜襟口袋里那点松劲儿，看着就踏实。她不是摆拍，那天是1963年人民大会堂的外事活动，她刚用西班牙语跟智利大使聊完托儿所的奶粉供应问题，转头又去帮翻译组核对发言稿里的一个地名。 她十五岁从武汉码头走的，没跟家里说，只带了一本翻烂的《论持久战》和两双布鞋。后来在皖南军部演《放下你的鞭子》，台下全是扛枪的兵，她演一个被逼卖女儿的母亲，哭得自己收不住，台下也静得能听见喘气声。陈毅后来说，他记住的不是她穿红衣，是她演完抹了把脸，蹲下去给伤员喂水时手还抖着。 上海刚解放那会儿，她没住机关大院，带着几个女工在弄堂里办扫盲班。黑板是捡来的木板，粉笔是碾碎的石膏加糖水捏的，她教“工”字怎么写，也教“权利”两个字怎么念。有次厂里劳资闹僵，她没端架子，拎着暖水瓶来回跑三趟，把双方泡在茶杯里的火气，慢慢泡成了能坐下来谈的水温。 1954年日内瓦，外国记者拍她旗袍下摆，说“土气”。她笑着掏出俄文版普希金诗集，当场背了一段《致恰达耶夫》，声音不大，但翻译都愣住了——她不是在炫外语，是告诉对方：你们看的是衣服，我看的是人。 1958年陈毅被点名批评那天，她什么也没说，把桌上散落的诗稿一张张收好，压在《列宁选集》下面。那支派克钢笔一直没换过笔尖，写信、批文件、抄俄文歌词、记托儿所孩子发烧记录，全靠它。笔杆磨得发亮，不是因为常摸，是因为常握——握得稳，才不晃。 她穿旗袍去工厂，也穿旗袍登机飞印尼；旗袍领子高，袖口收得紧，不是为了好看，是方便抄黑板、抱孩子、在文件堆里找一页漏掉的译稿。1964年全家福里她站中间，左手插兜，右手搭在陈毅肩上，笑得眼睛弯着，但眉骨那儿有道浅浅的纹，是常年伏案和皱眉留下的。 照片里她旗袍颜色浅，像没晒透的云，可人站得直，腰没弯过一次。 那支钢笔，最后留在了她写字的旧木桌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