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贵州16岁女子被人贩子卖给老光棍，还生下了一对儿女。30年后，儿子考上大学，她热情地做了一大桌子好菜，把婆家人灌醉后，竟连夜冲出村外… 那张大学录取通知书，是她攥了三十年的车票。 十六岁那年，她被一包“好东西”迷晕，再睁眼，已是深山里一个陌生男人的炕头。男人比她爹还老，牙黄，嘴里总有股味儿。她跑过，被村里人堵回来，吊在村口老槐树上，皮带抽得衣服渗血。 老光棍蹲在旁边抽烟，说：“买来的马，任我骑；买来的妻，任我打。认命吧。” 她没再哭，把嘴里的血沫子咽了下去。 儿子出生那年，她才十七。看着怀里皱巴巴的小脸，心里那点恨，忽然软了一块。这孩子有什么错？女儿接踵而至，两个娃娃像藤蔓，把她牢牢缠在这片贫瘠的山坳里。她白天种地、喂猪、伺候男人，晚上在油灯下缝补。 村里别的媳妇凑在一起说闲话，她不插嘴，只是听着。她听得懂当地方言了，甚至学会了他们的调调，可心里那扇门，从没对这里敞开过。 男人喝酒打牌，赢了钱回来扔给她两块，输了就揪她头发。她不还手，只是护住头。有一次，女儿吓哭了，冲上去咬男人的手。男人一脚把孩子踹开，她像头沉默的母兽扑上去，头狠狠撞在男人下巴上。那次她被打得三天没下炕，但男人从此打孩子前，会瞥她一眼。她知道了，野兽也怕不要命的。 她所有的念想，都押在了两个孩子身上。尤其是儿子。山里重男轻女，儿子能读书，就有希望。她求村长，求校长，把家里攒下的鸡蛋、腊肉一趟趟往人家里送。女儿初中毕业就被男人喊回家干活，准备嫁人换彩礼。 她第一次跪在男人面前，不是为自己，是为女儿。“让丫头也读吧，考出去，将来也能拉拔她弟。” 男人抽着烟，半晌，吐了口痰：“赔钱货，读个逑。” 女儿最终还是去了广东打工，临走那晚，抱着她哭：“妈，我走了，你咋办？” 她摸着女儿的头发：“妈等你弟考上大学。” 这句话，她说了十年。 儿子争气，真是读书的料。从村小到镇初中，再到县里最好的高中。学费越来越贵，男人骂骂咧咧，说读书有个屁用。她跑去采药材，黑漆漆的山崖，她一根绳子系在腰上就敢下去。摔过，差点没命，卖药的钱却死死捏在手里，一分都不给男人碰。她知道，这是儿子的路费。 录取通知书送到的那天，整个村子都轰动了。老光棍家祖坟冒青烟，居然出了个大学生！男人脸上有光了，吆喝着要摆酒。她里里外外地忙，杀鸡宰鸭，笑容是三十年来最鲜亮的。 酒席上，她给男人、给来道喜的叔伯兄弟一杯杯倒酒，说着奉承话，自己却以茶代酒。男人们笑她：“嫂子，今天高兴，也得喝点！” 她抿嘴笑：“我不行，一喝就倒，还得收拾呢。” 谁也没在意这个买来的、温顺了大半辈子的女人。 夜深了，鼾声四起。她走到儿子屋前，站了一会儿，没进去。回到灶房，从水缸后面摸出一个小布包，里面是女儿这些年偷偷寄回来的钱、她的身份证（当年被男人收走，她偷出来的）、还有一张皱巴巴的、早年的全家福，上面有她真正的父母和弟弟。她把布包贴身藏好，轻轻拉开后门的门栓。 山里的夜，黑得透骨，风像刀子。她没有手电，就凭着记忆和一点微弱的星光，沿着那条她假借采药、走了无数遍的小路，深一脚浅一脚地狂奔。荆棘划破了裤腿，石头硌疼了脚，她不敢停。脑子里只有一个声音：跑出去！跑到有公路的地方！三十年前，她被堵在这条路上抓回去；三十年后，她要自己跑出去！ 天快亮时，她看到了公路边模糊的灯光，那是一间早起经营的货车司机饭馆。她用尽最后的力气走过去，推开玻璃门，对着惊愕的老板娘，用几乎遗忘的家乡话嘶哑地说：“嬢嬢，帮我…报个警。” 后来呢？后来，警察来了。再后来，她见到了三十年未见的家人。老光棍和村里人来闹过，但法律站在她这边。儿子在大学里给她打电话，声音复杂：“妈…我知道你苦。可我爹他…” 她平静地说：“娃，妈对得起你们了。剩下的日子，妈想为自己活。” 一个女人的三十年，被明码标价，囚禁于深山。她用惊人的隐忍，履行了社会强加给她的“母职”，甚至培育出了下一个阶层的希望。 而当使命完成，她毅然决然，赎回自己的自由。这不仅仅是一个逃离的故事，更是一份沉默的、关于生存与自我的残酷答卷。她的菜，是绝望的盛宴；她的酒，是自由的前奏。那条夜路，她走了整整三十年。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