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7月，是我参军入伍的第二年，当时我写了一篇文章，寄到《宁夏日报》。没想到这样一篇应景式理论稿，却得到了报社理论部的肯定。 理论部张编辑给部队打电话，说文章结构还要调整，内容还需充实，让我速去报社修改稿件。 那会儿我正跟着连队在贺兰山脚下挖坑道，电话是指导员接的，他拿着话筒愣了半分钟，才转头冲我喊：“小周，报社让你去改稿！”我攥着铁锹的手直冒汗，营房里的战友们全围过来，有人拍我肩膀：“行啊，咱连的笔杆子要见报了！”可我心里虚得很——那篇稿子是我照着报纸上的理论文章凑的，无非是把“批林批孔”的口号套进去，再加几句从《毛泽东选集》里抄的句子，真要修改，我能写出啥花样？ 第二天我就背着军用挎包坐班车去了银川。报社在解放西街的老楼里，楼道窄得俩人错身都费劲，墙上贴着“全党办报”的红纸标语。张编辑四十来岁，戴副黑框眼镜，桌上堆着半尺厚的稿纸，见我来，递了杯白开水：“小伙子，稿子我看过了，骨架没问题，缺的是‘血肉’。”他翻开我的稿子，用红铅笔圈出一段：“你说‘理论联系实际’，光喊口号不行，得举个咱们宁夏的例子——比如青铜峡水利工程，工人咋把理论用到建大坝上的？” 我一下卡壳了。青铜峡我没去过，只知道那是黄河上的大工程，具体咋干的不清楚。张编辑看出我的窘迫，从抽屉里摸出笔记本：“我上周去采访过，青铜峡三站的工人，用‘矛盾论’解决过闸门漏水的问题——他们没照搬图纸，而是根据黄河泥沙量调整了止水结构，这就是活的理论。”他让我在报社招待所住下，第二天借了辆自行车，带我往青铜峡跑。 路上风沙大，张编辑的衬衫领子吹得翻起来，他边蹬车边说：“写理论文章最忌空对空，得让种地的、炼钢的、修水利的都能看懂，觉得‘这说的就是我身边的事’。”到了工地，我们蹲在刚合龙的坝体上，看工人用风钻打眼，一个姓马的技术员跟我们聊：“以前学《实践论》，只觉得是书上的话，这回修坝，先试了三个方案都漏水，最后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改了混凝土配比，才把漏点堵上。”我拿小本子记，手冻得握不住笔，可这些细节像活水一样，把我那篇干巴巴的稿子泡软了。 回到报社，我连夜重写。张编辑就坐在对面改稿，烟灰缸里堆了七八个烟头，见我写“工人师傅用理论指导实践”，他抬抬眼皮：“别用‘师傅’，用‘老马’——真实的名字比称呼更有力。”改到第三遍，稿子从八百字扩到一千二，加了青铜峡的风、工人的手茧、风钻的突突声。张编辑签了“可用”，说：“明天见报。” 那篇稿子登在《宁夏日报》三版右下角，题目改成《从青铜峡看理论的威力》。我拿到样报那天，指导员把它贴在营房的黑板报上，全连战士都来看，有个四川兵指着“老马”的名字说：“这人我认识，我二舅也在那儿修坝！”更没想到的是，一个月后，我收到青铜峡工程处的来信，说老马看到文章，托人带话要请我喝盖碗茶。 后来我才明白，张编辑为啥非让我去改稿。他不是要捧我这个初出茅庐的小兵，是要教我“把脚踩进泥土里”——理论再高深，离了具体的人和事，就是飘着的云。我复员后回地方，在县广播站当记者，每次写稿子，都想起那回在青铜峡坝体上的风，想起张编辑说“别写空话，写活人活事”。现在我写东西，总爱去田间地头、工厂车间，因为我知道，好文章不是坐在办公室里憋出来的，是跟着群众走出来的。 那篇改了三遍的稿子，我夹在旧笔记本里，纸边都黄了。它没让我当上大作家，却给我留了个终身受用的理儿：不管写什么，得先看看真实的生活长啥样。这理儿，比任何奖状都值钱。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