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母亲邓玉芬，6子参军全“阵亡”哭瞎眼，绝望时，突然有人对她说，你儿子回来了。 1891年出生的邓玉芬，一辈子没读过书，却把“中国人”三个字刻进了骨子里。 她家住密云县水泉峪村，土坯房外头常年挂着补丁摞补丁的布帘，风一吹哗啦响。1933年长城抗战，村里的男人扛着土枪去守喜峰口，她给丈夫和三个儿子缝了三双千层底，针脚密得能挂住米粒。后来丈夫在古北口被炮弹炸断腿，没等养好伤，就拄着拐杖又上了战场。再后来，噩耗一个接一个来——丈夫没了，大儿子、二儿子、三儿子，全死在抗日的炮火里。 她没掉泪，把眼泪往肚里咽，把四儿子、五儿子、六儿子又送进了八路军。四儿子在平北打游击，五儿子在晋察冀当通信员，六儿子才十六，硬缠着要跟队伍走，说“妈，我替哥们报仇”。她给六儿子补了件新棉袄，在袖口绣了朵小野菊，说“别惦记家，打跑鬼子再回来”。 1942年秋天，鬼子扫荡潮河川，村里被烧了七间房，她抱着六儿子的军衣缩在山洞里，听见外头马队踏过石头的声音，心揪成一团。等鬼子撤了，她跑回村，只见院里的老槐树被拦腰砍断，水缸裂了口，灶台塌了一半。没过多久，四儿子在涞源被围，打光子弹后拉响手榴弹；五儿子在送信路上被汉奸认出，绑在村口老榆树上，活活抽死。 六儿子是1943年夏天的消息。县大队送来阵亡通知书，说他在延庆阻击战中，为掩护伤员撤退，被鬼子的机枪打穿了胸膛。她坐在门槛上，摸着那张皱巴巴的纸，半天没动，等天黑透了，才摸索着把纸折好，放进炕洞的灰烬里。从那以后，她的眼睛一天比一天模糊，到1945年日本投降时，已经完全看不见了。 她常坐在村口的大石头上，手里攥着六儿子那件绣野菊的棉袄，听路过的人说“日本投降了”，就反复问“俺儿能回来不”。有人叹气，有人摇头，她也不恼，就那么坐着，风把她的白发吹得乱蓬蓬的。 转机出现在1946年春天。村支书领着个穿灰布军装的年轻人走进院子，那年轻人摘下帽子，露出和六儿子一样的眉眼。原来六儿子没死，被炮弹震晕在山沟里，醒来后爬了三天三夜，被友军救下，养好伤就回了部队，一直跟着大部队转战东北，直到打完辽沈战役才请假回家。 邓玉芬摸着儿子的脸，手在发抖，摸到他下巴上的新疤，眼泪“唰”地流下来，可她看不见，只听见儿子喊“妈”，就攥着他的手不放，说“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后来才知道，那几年她听说的“阵亡”，都是部队为保护家属编的善意的谎——怕她承受不住，也怕她到处打听给组织添麻烦。 六儿子在家待了三个月，又归队去了。临走前，她把那件补了又补的棉袄塞给他，说“好好干，别给中国人丢脸”。她没等到全国解放，1951年冬天，在炕头上握着六儿子寄来的立功喜报，安详闭了眼。 现在水泉峪村还立着她的雕像，底座上刻着“英雄母亲”四个字。可她不是什么传奇，就是个普通的农村妇女，没文化，没见过世面，就认一个理：当兵是为了让娃们能安生种地，能让中国不再受欺负。她把六个儿子都交出去，不是不心疼，是知道“有国才有家”。 那件绣野菊的棉袄，现在收在密云博物馆，针脚还那么密，像她没说出口的牵挂。她哭瞎了眼，可等来儿子那一刻，心里的光又亮了。这光，是千千万万个像她这样的母亲，用骨血点起来的。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