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隆美尔被希特勒处决时，他单独把15岁的儿子叫到身边，对他说：“15分钟后我就去世了，希特勒说我叛国，如果我承认，我的罪行将被严格保密。你和你妈妈将能够获得全部抚恤金。为了你们，我必须饮下毒药。你要好好照顾妈妈继续活下去。”随后，隆美尔坦然接受了死亡。 这事儿得从1944年10月14日那个阴沉的中午说起。 那天，德国乌尔姆近郊的赫林根小镇，气氛诡异得让人窒息。隆美尔当时正在家中养伤——那是几个月前在诺曼底前线被盟军飞机炸出来的伤。但他面临的真正威胁，根本不是盟军的炮火，而是来自柏林的“死神”。 一辆挂着柏林牌照的轿车停在了隆美尔家门口，从车上下来的两名将军，分别是希特勒的首席副官威廉布格道夫和恩斯特梅塞尔。这两人来，手里没拿鲜花，也没拿慰问品，兜里揣着的，是一粒可以在三秒钟内致人死亡的氰化钾胶囊。 你敢信吗？这就是希特勒口中所谓的“给帝国元帅最后的体面”。 在此之前，隆美尔其实已经隐约感觉到了风声。自从7月20日施陶芬贝格试图用炸弹刺杀希特勒失败后，那场疯狂的大清洗就开始了。盖世太保像疯狗一样到处咬人，几千人被牵连，被吊死在钢琴线上。虽然没有任何确凿的直接证据表明隆美尔直接参与了行动，但他作为军中威望最高的人，对希特勒的疯狂早已心生不满，并在那个反对派的名单上被列为了“新国家元首”的候选人。 这就够了。对于独裁者来说，怀疑就是确凿的罪证。但希特勒也有个难处：隆美尔的名气太大了，他是德国的“国民偶像”。如果公开审判隆美尔，说他“叛国”，那前线德军的士气估计得崩盘，老百姓也没法接受。 于是，一个阴险至极的交易诞生了。 布格道夫进屋后，甚至连寒暄都省了，直接摊牌。他给了隆美尔两个选择：第一，接受“叛国罪”的审判。结果显而易见，隆美尔会被处死，家产充公，妻子露西和儿子曼弗雷德会被送进集中营，甚至一同处决。 第二，自己服毒自杀。作为回报，纳粹政府将对外宣称他是因“旧伤复发”身亡，为他举行盛大的国葬，保留他的一切荣誉，最关键的是，他的家人将得到全额的元帅抚恤金，并且安全无虞。 隆美尔沉默了。他这一生在战场上做过无数次生死攸关的决策，但从来没有哪一次像现在这样让他感到无力。他看向窗外，那是他为了躲避轰炸特意为家人选的避难所，如今却成了囚笼——盖世太保的便衣早就把这栋房子围得水泄不通，连一只鸟都飞不出去。 他选择了妥协。为了露西，为了曼弗雷德。 接下来的这一幕，也就是咱们标题里提到的那个瞬间，堪称二战史上最令人心碎的父子对话。 隆美尔走上楼，推开了儿子曼弗雷德的房门。当时的曼弗雷德只有15岁，还在空军辅助部队服役，正休假在家。看着父亲苍白的脸色，少年预感到了什么。 隆美尔的声音很平静，但这种平静下掩盖的是滔天的绝望。他告诉儿子：“15分钟后我就去世了。” 曼弗雷德当时整个人都懵了，反应过来后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不能自卫吗？” 但隆美尔摇了摇头。他太清楚局势了。他说：“没有意义，如果我们反抗，所有人都会死在乱枪之下。为了你们，我必须死。” 他特意叮嘱儿子，关于希特勒逼死他的真相，必须要严格保密，直到战争结束，否则这个交易就会作废，家人依然难逃一死。 在这最后的十分钟里，隆美尔还做了一件事。他叫来了自己的一战老战友、现在的副官赫尔曼阿尔丁格。阿尔丁格一听这事儿，当场就炸了，拔出枪就要跟门外的党卫队拼命。隆美尔按住了他的手，拒绝了这位老友最后的忠诚。正如他所说的：“一个人死总比我们都死的好。” 时间到了。 隆美尔换上了他那件标志性的非洲军团皮大衣，拿起了象征荣誉与权力的元帅杖。这根元帅杖曾经是他战功赫赫的证明，此刻却成了他走向刑场的拐杖。 他走出家门，甚至不得不停下脚步，把一直想跟着他的宠物狗赶回去。那两个来自柏林的将军，虚伪地向他行着纳粹礼。隆美尔没有回礼，只是冷冷地看了他们一眼，然后和儿子、副官匆匆握手道别。 他坐上了那辆欧宝轿车。车子启动，驶向了赫林根村外的一片小树林。 那是早已选好的死亡地点。远离人烟，安静，且便于掩盖真相。 根据后来那个党卫队司机的描述，车子停下后，布格道夫把其他人支开了。几分钟后，当他们再回到车边时，隆美尔已经瘫倒在后座上，元帅帽掉在一边，嘴角可能有白沫，那是氰化物剧毒发作的迹象。 一代名将，就这样在自己人的逼迫下，窝囊地死在了一辆轿车的后座上。 隆美尔死后，纳粹立刻启动了那套虚伪的宣传机器。希特勒发来唁电，假惺惺地赞扬隆美尔是“伟大的统帅”。随后，一场极尽哀荣的国葬在乌尔姆举行。 隆美尔的家人还得配合演戏，表现出是因为“旧伤”失去亲人的悲痛，而不能流露出丝毫对希特勒的怨恨。这对于一个15岁的少年来说，是何等残忍的心理折磨。但曼弗雷德做到了，他守住了父亲用生命换来的秘密，直到二战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