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22日21时许，黄浦江面夜色如常，鸿生轮正按固定航线驶离上海外滩，前往崇明岛。这艘往返沪崇的定期客轮，单程水路约50公里，需彻夜航行，当晚载着210余名乘客，其中混有7名解放军官兵，包括一名女战士，他们携带着少量公务枪械，低调分散在客舱各处。谁也不曾料到，22名伪装成货郎、渔贩的武装匪特，已将驳壳枪、左轮枪藏于布包、竹筐与渔篓，以同乡、客商身份贴靠目标，只待夜深动手。 这个事件发生在上海解放后不久，那时候国民党残余势力到处搞破坏。鸿生轮是当时常见的客轮，专门跑上海到崇明岛的线路，乘客大多是普通老百姓，有去岛上办事的，也有回家的。 船上那7名解放军官兵是执行任务的，他们带了点枪支弹药，但没大张旗鼓，就混在人群里。没想到船上潜伏了22个武装分子，这些人主要是国民党溃兵和军统散特，还有些沿江惯匪，他们早有预谋，伪装得挺像回事儿，带的东西里藏着武器，就等着机会下手。 劫案发生在23日凌晨零时15分左右，船到吴淞口外狮子林江面时，大部分乘客都睡了。这些匪徒突然行动起来，用枪顶住那7名官兵，不让他们有反抗机会。官兵们考虑到船上人多，避免伤到无辜，就没拔枪，而是空手搏斗。但人数悬殊太大，4名官兵当场中弹牺牲，尸体被匪徒绑上重物扔进长江。剩下的3人，包括那名女战士，被绑起来堵住嘴，当作人质。匪徒控制住船后，开始搜刮乘客财物，把钱、布匹、粮食、油什么的都抢了，还拿走了官兵的步枪、手枪和300多发子弹。抢完后，他们劫持一艘路过的木帆船，带着人质逃到苏北南通川港上岸。为了灭口，把3名人质勒死，埋在荒滩乱坟岗里。 这伙人以黄志英为头目，自称“总司令”，徐锡昌是“副司令”。黄志英是国民党军统特务出身，徐锡昌则是惯匪，熟悉水路活动。他们纠集的团伙叫“长江纵队”或“国民党青年反共救国军第4纵队”，成员多是散兵游勇，装备有短枪和驳壳枪。抢劫后，他们没停手，在南通城郊杀了3名土改积极分子，还贴反动标语，想煽动乱子。长江两岸一时人心惶惶，航运安全受威胁。 消息传到上海市人民政府，陈毅市长很生气，下令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限期两个月破案。军法处长瞿道文刚上任，他就组织侦察员和苏北公安开会，结合现场勘查、乘客证词和情报，分析出匪徒构成：核心是国民党残兵、特务和惯匪，有武装抢劫和渗透能力。很可能逃回上海，因为那儿棚户区多，街巷复杂，便于藏身。 瞿道文定下战术：在南通和崇明大肆清剿，水陆并进，发动渔民、船工和乡民帮忙布控，制造压力，逼匪徒回上海。同时，派精干侦察员联合南通公安，组成小分队，秘密进沪上漕溪路、三官堂等地设网。 破案的关键是陆志荣，他是船老大，徐锡昌的表外甥，早年被胁迫入伙，但解放后醒悟，向公安提供情报。公安保护他，让他继续传递消息，包括匪首藏身点、联络暗号和活动规律。小分队跟踪不露声色，等时机。10月28日傍晚，陆志荣报告徐锡昌带7名骨干在曹家渡状元楼聚餐，商量次日去江北取藏武器，再逃舟山；黄志英则去兆丰公园接头。小分队分两路行动，一路去公园，黄志英溜了；另一路围住酒楼，用便衣伪装食客、车夫守门。匪徒吃完要走时，外头有游行，人多乱，带队参谋去附近军营叫援兵，战士赶来封锁。冲进去抓人，匪徒反抗，但被制服，徐锡昌等7人被捕。 审讯后，他们招出江北两处藏枪点，还说黄志英次日15时在虹口公园集会。小分队连夜去苏北，拂晓突袭，挖出10支长短枪和153发子弹。29日下午，在虹口公园设伏，侦察员化装游客，陆志荣上前搭话，黄志英被抓，另一个骨干也落网。接着，顺线抓了盛老三等4人，前后共抓15名匪徒，核心全网打尽。从案发到破案，只用了19天，比限期早41天。
